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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惟培:我是这样与同济结缘的

点击次数:  发布时间:2015-4-20 8:26:13 编辑:校史研究室

    1942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抗战期间,武汉大学在迁川途中,图书、仪器、药品未受较大损失,我们在战乱中坚持学习,并基本完成了专业学习所需的全部实验,参考资料也不缺,我的毕业论文(植物色素方向)初步涉足植物化学的研究。


    我学的是化学,本科读4年就毕业了,但同济大学医学院那时候要6年才能本科毕业。学生进校后就先念一年德文,后来还要多学一年临床实习。抗战期间,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同济大学医学院迁至四川李庄。乐山就在李庄的上游,相距一两百里,很近。今年已经90多岁的江明性于1940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和我同年毕业。


    1946年,大学本科毕业后,我回江苏省立昆山中学任教。1947年,我调至上海华联染料化工厂任技师。

    1950—1951年,我在东北工学院抚顺分院先后任助教、讲师。


    1951年2月,学校放寒假,我回武汉探亲,在父母的家过年。父亲丁人鲲是武汉大学工学院教授,住在珞珈山。当时正碰上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同济大学医学院内迁武汉,和武汉大学医学院等单位合并,成立中南同济医学院。原武汉大学医学院院长和父亲较熟,父亲跟我说:“你回来的正巧,中南同济医学院已经招生上课了,还缺老师,你就留在武汉,会有更好的发展,别去东北了,太远了。”


    我为什么愿意留下来呢?第一,中南同济医学院汇集了一大批医学界大师,对学医的人来讲很有吸引力。第二,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东北局势比较紧张,东北工学院也准备搬到东北最靠边的鹤岗,一部分教师已调至大连工作,我即使回去也难以正常工作。第三,我在老家江苏苏州已经有女朋友了,就是我现在的老伴。东北离苏州太远,我怕她从南方到北方生活会不习惯,而武汉离苏州近,回苏州老家也方便。第四,父母年老,身边需要亲人照顾。基于这些考虑,我就答应父亲留在武汉。


    当时东北工学院的调动比较容易,我写了封信给校领导说要留在武汉方便照顾父母。东北工学院那边也很客气地回复说让我在这边好好工作。至此我的调动并没遇上很大的麻烦。1951年暑假,我回苏州结婚,之后和妻子一起再回到武汉。


    1952年2月,我到中南同济医学院入职。后来父亲陪我去拜访了医学院基础部的主任杨晟教授,还有殷传昭、范乐成等领导。殷传昭是从部队调进来的,他在部队是师长,可是当时组织上还没有公开是派他来任党支部书记的。我们当时也还不知道学校还有党支部。直到后来,教育部的党组织公开,我们才知道殷传昭是党支部书记。


    中南同济医学院选址在原汉商跑马场,但是房子还没修好的时候,部分师生就从上海迁了过来,于是决定先在武昌阅马场东场口办学一年。


    东场口的房子在蛇山的边上。门口是马路,进去之后,宿舍、教室都在山上。我记得杨晟等教授都住在半山腰上。我住的是单身宿舍,虽在蛇山山顶,地势也不高。


    当时医学院的学生有两期,一期是从上海搬来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在合校前已在上海完成了招生工作,共招了八九十人,之后才迁到武汉。另一期是武汉大学医学院自己一年级的学生,跟着合校也搬迁至阅马场东场口。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加起来大概有一百多人。当时的学生中有我们过去的老党委书记叶世铎、同济医学院老院长罗丽兰(原是外文专业后转学医学专业)等,他们原都是从武汉大学医学院来的。


    随着校园的建设,教师们越来越多,生化教研组、解剖教研组、组织胚胎教研组、微生物教研组、寄生虫教研组等等陆陆续续都建立了。当时从上海同济来武汉的教授资历较深,有好多一级、二级教授。一级教授有杨述祖、梁之彦、姚永政等。校图书馆收藏有很多一级教授的专著。但化学教研室、生化教研室没有从上海来的教授。当时教物理、化学、数学、外语这些基础课的老师都是武汉大学医学院来的。


    我所在的化学教研室那时没有教科书,教师们就只有自己写讲义,后来翻译外文资料,自己印刷。那时湘雅医学院是有老教材的,化学教研组便从他们那里弄些老教材。教学改革的时候,我们还去湘雅医学院开过会。


    从1951年到1952年,同济医学院三层的教学楼刚刚勉强算修好。同时修建了两栋教师的宿舍,一栋是601,就是现在药学院的对面。那时的601是平房,给助教住的。还有一栋是404,是给教授和讲师住的。我回来的时候就是助教。我回来犹豫了便是因为原来在东北工学院是讲师,到这里让我当助教,降了,不大愿意。我父亲当时这么说的:“这不要紧,助教过两年就升讲师了。”经父亲这么一说,我便回来了,住在601的平房里,一间房后面有厨房。1954年,我升为讲师,搬进了404宿舍楼。


    1954年,武汉遭遇大洪水,同济的学生全体上堤抗洪。学校地势较低,为了避免被淹,教研室从一楼搬到二楼。当时我们还组建了歌咏队在长江边上,为出去劳动的师生加油打气,为此电视台还有报道。


    1955年,学校抽选了20多名教师(含附属协和医院、附属同济医院)参加高教部组织的留学苏联考试,我是其中一名,并通过了考试。1956—1957年,为留学苏联作准备,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俄语1年。


    1957—1960年,我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特殊有机合成室进修。莫斯科大学是苏联名牌大学,差不多每一教研组均有院士及通讯院士。该校重视基础理论、专业课,有机化学由科学院院长澳斯米扬诺夫亲自讲授,学生们受益匪浅。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时,我的导师知道我是在医学院教化学的,他说你应该学一学药物,回去也有用处。当时他给我的课题是“神经有机化学”,还分配了几名大学生给我当助手。我做完后,又相继做了新药合成、药理与化学、毒理等课题,因此学习到不少知识,对新药研究的全部程序得以熟悉了解。


    1960年,我从苏联学习回来,仍在基础部工作。我们这些从外国学习回来的人建议成立药学系(当时中南地区没有高校开设药学系),当时的药理教研组也希望单独建系。所以就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及一批校内教师给学校打报告,申请成立药学系,并上报教育部。可是当时有校领导不同意成立药学系,他担心这样会把基础部的力量削弱,影响整个同济医学院的发展。


    后来在1968—1971年间,因教学任务少,原基础医学部所属的化学、生物、数理教研室的教职工合作,办了个药厂。不过这个药厂是很简单的,就做做红药水、碘酒之类的东西,因市场需求旺盛,效益却是很好,越办越兴旺,田世雄为药厂做了很多工作。


    随着形势的发展,1971年,学校同意增设药学系,下设化学、数理、中草药学、药物化学、药剂学等5个教研室,是中南地区创办最早的药学院系之一,由杨晟教授任药学系主任。1972年,药学系第一次招生48名,招收的是工农兵学员,这批工农兵学员是1976年毕业的,有一部分优秀的毕业生留在药学系任教,后来成为系里的骨干力量。


    1976年之后,药学系停办了几年。重新在全国招生是我的老同学赵传顺提出来的,重新招生之后药学系迎来了快速的发展。


    1979年10月,湖北省药品标准工作委员会成立,吕富华、杨超前和我等人任该委员会委员。


    1987—1994年,我担任同济医学院药学院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药学院发展迅速,多层次办学的格局和教学模式逐渐形成,药学大楼得以扩建,校办药厂恢复重办。在1995年,药学院研发的“丙嗪及片剂”“尼美舒利及片剂”“醋氨己酸锌及胶囊”等新药分别获国家二类新药证书,被批准生产。
我在医学院担任有机化学主讲近25年(包括在药学院),曾主编《有机化学》等教材(药检专业),1975年开设有机及药物化学文献课(药学院)、核酸类药物(药学院)并亲自编写教材,培养硕士研究生十余人,培养并选送WHO课题出国进修(植化及筛选)人才6人。


    我曾先后四次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评审,在植物药方面扩充了眼界、丰富了知识。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协作课题研究,不但对植物抗生育药物有全面了解,而且通过选送人才出国培养加强了研究基础。


    后来,我的学生在同济药学院设立了“丁惟培奖学金”,以奖励有机化学和药物化学学习优秀的本科生,旨在弘扬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崇高的师德风范,宣扬同济药学院“明德求真,弘药济世”的办学思想,鼓励学生勤奋学习,积极创新,学以致用。药学院制定了详细的评奖章程,每年秋季学期在大三、大四年级各选出5名候选人,然后由奖学金发起人确定2名人选,每人奖励5000元,从2010年开始,延续至今。对此,我深感欣慰。


    我从教几十年,于1989年获湖北省优秀教师称号,我家四代都有人从事教师职业。最近,我写了一首诗《述怀》:行年九十老书生,桃李三千同济人。世代愿为教师业,官职不上吾家门。


    (丁惟培口述,吴瑞芳、李旭玫访谈整理。丁惟培,药学院离休教授,有机化学学科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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