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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从旺:回忆1968年的一段教育改革经历

点击次数:  发布时间:2016-1-11 11:22:39 编辑:校史研究室


    1965年初,我是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电机系工业企业电气化及自动化专业大一下的学生。我们曾经听过我系工业企业电气化及自动化专业教研室李浚源老师一次激动人心的讲座。李老师讲的是他率领我专业师兄师姐们在湖北黄石的大冶钢厂(当时又称湖北钢厂)实习的经历。


    当时大冶钢厂是一家生产特殊钢的军工企业,曾能轧制飞机大梁。记得我们在厂时,空军的曹里怀副司令员曾来厂视察。清朝“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创办的汉冶萍公司所属大冶铁矿就在湖北黄石市,而大冶钢厂的前身大冶铁厂是汉冶萍公司,是盛宣怀于1934年创办的中国最早的商办钢铁厂,是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素有“中国钢铁工业摇篮”之称。


    我出身在湖北省鄂州市,解放后,随着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我的父母于1951年来黄石打工。我的童年时代是伴着钢厂的汽笛声和铁矿开山的炮声,在黄石度过的。


    钢厂的初轧机是钢厂的咽喉设备,因为没有初轧机运行,钢厂无法对钢锭开胚,后续的精轧工序(中型、无缝钢管等)无法展开,而钢锭大量积存,也影响炼铁、炼钢等前序工艺的生产。上世纪五十年代钢厂建设有东德专家的援助,我在黄石市民主街小学读书时,就见过东德专家携妻儿到和平街列娜门市部购物。我清晰地记得,洋娃娃颈上系的是蓝领巾。大概在1956年时,我在民主街小学任少先队大队长,也曾和同学们一起将我们捡的废钢铁送到大冶钢厂,还在钢厂一门内的马路旁围观过专家楼阳台上的洋人。


    当时钢厂初轧机的动力是大功率直流电动机,其电力控制设备是东德解放初给我们援建的汞弧整流系统。大功率的汞弧整流器是一个直径近一米的圆密封玻璃泡,上端生出三个(三相)像手指一般的突起,整流器的阳极藏在突起内。圆密封玻璃泡的底部充有汞,即水银,作为整流器的阴极。


    当时我国还不能制造这类整流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革前东德已停止了供货,钢厂仓库里的备品已不多,一旦备品用完,初轧机不能生产,整个钢厂将面临无限期的停产。情况十分危急!钢厂不得不来华中工学院,请求技术支援。而在当时,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已有小容量的可控硅整流器在工厂应用,它能否替代汞弧整流器,对初轧机的电力控制设备进行改造。李老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领实习队,带着调查研究的任务进厂的。


    师兄师姐们在李老师的带领下,与钢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一起,日夜奋战,翻阅了大量外文资料,详细地编写了初轧机电动机的电力控制系统的说明书,在该厂工人师傅中广泛普及了电力拖动、整流器等理论知识,受到钢厂工人的称赞。这符合毛主席倡导的“鞍钢宪法”——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和大搞技术革新的精神。但由于实习时间有限和当时可控硅技术在我国制造和应用水平的局限,他们还来不及将理论付诸实施。李老师深切地寄希望于我们。师兄师姐们在李老师带领下的行动,体现了华中工学院的校风和当时师生们的精神:党和人民有困难,我们就要有担当。


    华中工学院是我们党在解放初高等院校调整的基础上创建的全国重点大学之一,是共产党亲手创办的大学,它更多地承接着党的关切,更多地背负了人民的希望。解放前曾是抗日军政大学教员、晋察冀军区干部、《群众日报》总编辑的老革命知识分子朱九思是华中工学院的老院长、老党委书记,我们在校时老人家才五十出头,一身正气,雷厉风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1965年,为落实毛主席的“七三指示”,减轻学生负担,每天下午课外活动的号声一响,朱老院长就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来到学院西边大操场旁,察看同学们体育锻炼的情况。晚自习时,他又骑着自行车来到图书馆自习室,察看同学们的学习情况。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我们在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指引下,意气风发。


    “做红色工程师”“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激励我们不知疲倦地学习、锻炼。星期六的晚上还有同学到图书馆用书包占座位,准备星期天的学习。课外活动时,操场上只见人头攒动,球上下飞滚。我在系田径队中长跑组训练,不时地要跑步登上喻家山。当年华工的文体队在西七舍集中居住,在武汉市历次大专院校田径运动会上都是稳占鳌头。我记得,1965年我院总分第一,而第二名的院校总分还没有我院的一半。当然我院规模大,学生人数多,还招收过参加全国运动会的运动健将。


    朱老院长的工作实践了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教导,对学生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在一次全院大会上,他老人家就说我们学生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用带有扬州口音的普通话说:“早上吃二两的馒头不够,要吃三两!”又一次,他看到我们南方雨多,下雨同学们去上课时,因为没有雨具而淋得像个落汤鸡,他就给我们每两个人发了一把伞。他老人家的这些关怀,我们都铭记在心,文革期间在他老人家遭受冲击时,我们千方百计地保护他老人家。 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曾陪同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我校,并在电影场深情地指挥我院全体师生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1968年年底,我们迎来了工人宣传队的进驻。后来,钢厂又来求援。院工宣队派唐富诚师傅率领我们“抗大支队”教育革命小分队的同学和我们的老师共二十多人开赴大冶钢厂。


    当时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学校里老师们都下到学生中搞运动。涂建、罗宗虔、白汉宸等教授也与我们一起来到大冶钢厂,他们与我们打成一片,同在工人食堂吃饭,同在工人宿舍住宿,同在车间劳动。

 

   罗宗虔老师领着一批同学在初轧车间,配合钢厂熊忠炳技术员搞可控硅替代汞弧整流器的技术攻关,涂建老师领着一批同学在中型车间,进行中型热锯进给系统可控硅控制和炼钢车间可控硅——电磁离合器式电弧炉电极升降系统的技术攻关,白汉宸老师领着一批同学在电装车间参加无缝钢管车间降压站的安装和三轧轧机控制室的改造安装。我记得我与秦忆、宋吉生等同学分在白汉宸老师所在的电装车间。秦忆后来留校,曾任华中理工大学副校长;宋吉生同学分到昆明水泥厂,曾任设备动力处处长。


    我们的领队是原武汉客车制配厂的工人、华中工学院工宣队的唐富诚师傅。当时唐师傅正当年,还没完婚,他豁达大度,热情奔放,待人诚恳,雷厉风行,与我们和老师们相处都很融洽。我记得,我们还吃过唐师傅结婚的喜糖。平时他在哪里,哪里就一片笑声。


    与我们同时在钢厂搞教改的还有武汉大学由军宣队领队的教改队,军宣队领导的指导思想与我们工宣队唐师傅的不太一样,武汉大学着重于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据劳动休息间隙来初轧车间与我们闲聊的武大同学说,他们主要是劳动,要过劳动关,因此经常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培养和劳动人民的感情,比如搬运钢材上火车等,这与我们毕业分配后还要到部队农场锻炼的想法一致。真是千锤百炼,脱胎换骨。当然对当时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磨练,但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受益一生。


    我们在以后的工厂工作中从未脱离过劳动,从未疏离过工人师傅,经得起艰苦的考验,也享受过与工人一起劳动后的欢乐。此时武大的同学不由得羡慕我们,都盛赞我们唐师傅的敢作敢为,既在劳动中培育了我们师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充分发挥了师生们的积极性,并在实践中学习运用理论知识,培养了创新精神。


    当时在技术攻关中,老师们现场抓紧对我们进行理论教育。我记得,罗宗虔老师给我们和师傅们讲过汞弧整流器原理的课。罗老师在我们现场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地提出问题,不断地用理论知识来说明,层层深入,引人入胜。这是我在大学听到的最精彩的一次讲课。记得我还将罗老师讲课时我所做的笔记用蜡版刻成资料,油印后在同学中传阅。


    老师、工人、学生在一起劳动中也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老师教理论,工人传授实践经验,而且在一些紧要关头互相关照。记得在无缝钢管车间变电所调试时,一位老师不慎触电,幸亏电装车间一位师傅心急眼快,一个箭步上去就将电源闸刀拉开,使老师转危为安。


    经过我们与钢厂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几个项目都试车成功了。我记得,初轧机电动机可控硅控制系统投入运行的那天,整个车间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轧机操作工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操作工反映:新系统操作起来更灵敏。这不仅为钢厂解决了燃眉之急,而且也让我们师生在实践中学习了知识,增长了才干。


    记得我们几个项目试车后,老师们还陪我们在武汉体育馆参观了武汉电子技术展览会。那时武汉市的电子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最先进的技术是可控硅控制的小功率单相半波整流系统,但不如我们的系统先进。


    我们在厂期间还举办了几期电子技术培训班,老师讲课,同学们助教辅导,帮助文化程度稍低的工人师傅学习理论,掌握控制设备的性能。此外,我们还编写了一本《半导体技术基础》的教材。


    我已于2007年退休,多年也没有回过母校。我认为师生们不能失去了我们当年那一股干劲,那一股热情,那一股拼搏精神,那一股为国为民的担当。当年帝国主义封锁,修正主义卡脖,我们还刻苦学习,主动承担像大冶钢厂初轧机汞弧整流器的替代、长江三峡升船机控制系统设计的国家任务。今天,民族的复兴有更多的实际任务等待着我们。不要自娱于在杂志上发表了多少抄来抄去的论文,要关注在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做一些实在的事情。


    我认为现在物质条件好了,但不能失去了当年我们那种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年我们要是有人浪费了粮食,倾倒了饭菜,团支部就要开会批评帮助,不改正就要处罚。当年农忙时节,团支部总要组织我们在附近农村插秧,割麦。学校电机厂创办时,我年级电机电器专业的同学实行半工半读,半天学习,半天在工厂劳动。试想,学生如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将来如何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


    我认为:学生时代不宜过早地恋爱。因为学业未就,根基未稳,既耽误青春,也留下后患。当年我们考进华中工学院,首先进行了“两不准”的教育,即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为此学校开除了一批违反“两不准”的学生。考虑到学生一生的事业和幸福,应积极提倡不要过早地恋爱结婚,不能让恋爱结婚蔚然成风。因为很多少男少女沉浸在花前月下,既荒废了学业,分了心,又将恋爱婚姻的矛盾冲突引入了校园。


    我曾于1989年初考回学校进修。那时我们已在工厂工人岗位上劳动了十年,积累了一定的实际经验。进修时的任课老师请的都是著名教授出山,比如数学马继芳教授、电子技术基础汤之璋教授、电路分析基础招颐誉教授、电机学李湘生教授等都披挂上阵。


    我怀念多年不见的、有的已经逝去的老师们!怀念当年一起并肩奋斗的同学们!怀念帮助过我们的那些师傅们!感谢他们为我们的成长所付出的辛劳!

 

    (李从旺,我校校友,曾任信阳市电业局副局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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