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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的学者 光明的使者——眼科医学教育家陈任记事

点击次数:  发布时间:2014-11-20 9:18:20 编辑:校史研究室

    陈任1907年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现奉化市)马头村。幼时家境清寒,5岁就随大人上山拣薪挑柴,参加田务劳动。7岁时,父亲陈滋在上海创办华人首家眼科医院——上海眼科医院,陈任随母亲偕长妹来上海定居,自此一直在上海生活。来上海后先是在私塾念书,他的父亲为子女三择学校,最后定为南市万竹小学。万竹小学是上海名校,师资优秀。高小时期恰值“五四时期”,陈任接受了新思潮的启蒙教育。1922年,陈任进入上海吴淞同济大学附属同济中学学习,师资除国文等科以外,全部是德籍教师,陈任在同济中学全面接受德国文化教育,于1927年毕业。陈任的父亲对儿女的教育非常严格,嘱他熟读曾国藩家书,以儒家教导为做人之本。虽然家庭富裕,但不许挥霍浪费,不许接触金钱。严格的家庭教育造就了他优秀品德:淡泊名利,忠厚老实,处事公道。陈任从不吸烟喝酒,赌博更不为其喜,一生唯爱读书与西洋古典音乐。19岁时父亲因病早逝,激发了他自强自立的奋斗精神。


    1927年9月,陈任在他父亲去世一个月后,按父亲遗愿赴德国留学,专攻医科,1933年8月回国,前后共计6个整年。为了学习德国各大名校的不同风格,他先后就读于多个德国大学。先在柏林大学一年,旋即转至慕尼黑大学及马堡大学各半年。后又至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最后在吉森大学完成学业,于1932年秋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和博士课程考试,论文题目为:《恶性贫血病肝疗法的作用因子》,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明斯特大学眼科医院学习眼科,1933年夏考察捷克、奥地利等国眼科医院。1933年,陈任回国,主持其父遗下的上海眼科医院。1935年他又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眼科石原忍教授处见习。石原忍是当时日本眼科第一人,也是德国留学生,在明斯特大学眼科医院与陈任先后在同一位教授指导下学习,有同门之谊。见习期间,陈任得到了石原忍教授的很多帮助,也学习了日本眼科的许多长处,特别是沙眼方面的临床经验。陈任经过德国各大学长达6年的严格医学科学训练,又在德国、日本、奥地利、捷克等国眼科医院见习考察,奠定了深厚的医学基础,为他一生从事眼科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陈任在德国的6年的学习与生活也奠定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富有哲学禀赋的民族,很多大哲学家出自德国。德国也是18、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马克思是德国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又是全世界第一个工人运动政党。陈任留学德国,这些思潮与经历对青年时代的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柏林他接触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外围组织,参加了学习小组。这一组织的哲学思想是以哥丁根大学教授纳尔逊为指导,属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学派,主张以建立正义的无剥削的社会为绝对命令,并以此作为每个人的天责与义务。陈任笃信康德的道德律,康德派哲学家纳尔逊所著《伦理学》,他一字一句仔细钻研。他把康德学说和中国的儒家哲学结合,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在晚年《自叙》一文中,他用儒家董仲舒的一句话概括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谊”就是义,“道”就是真理,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正义和真理,而不是为了获取个人的某种好处或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他的敬业精神,为大众服务的精神,处世待人的态度,无不出于此。


    陈任自幼视钱为“阿堵物”,不愿靠病人发财致富。晚年他回忆说:“当向病人收取费用时,竟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负疚感。”他曾向母亲坦陈,“对于当一个开业医生,感到厌恶”。他想到公立医院去为国家做事,实现他的“全民公医”的理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抗日战争开始。同年“八·一三”淞沪事变,日寇进攻上海,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牺牲惨烈。上海各界人民纷纷组织各种救亡协会,积极参加抗战,支援前线。陈任也在这一时期参加了上海各伤兵医院的眼科救伤工作。前线兵士眼伤不少,但缺乏合格军医的救治,往往因抢救不及而致失明。陈任目睹此等惨状,甚为痛心,激发了他参加军医事业培养军队医务人员的想法。当时我国有两所军医学校,即中央军医学校和广东军医学校。中央军医学校的前身是陆军军医学堂,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是中国最早的军医学校。校址先是设在天津,后又迁至北京。1933年学校迁往南京,称为“中央军医学校”。广东军医学校是1934年在广东地方军事领袖陈济棠支持下在广州筹建成立的。1937年抗战开始,南京的军医学校迁往广州,与广州的军医学校合并为“中央军医学校”,由蒋介石任校长,张建为教育长,全面负责军医学堂工作。张建是我国著名的军医教育专家,德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他以“创造中国军医新生命”为号召,广罗国内外著名医学专家到军医学校任教。张建力邀陈任参加。陈任母亲以国家抗战为重,支持陈任放弃上海眼科医院业务,去内地工作。陈任将上海的医院业务委托其妹陈壁明(也是一位留日眼科医师)打理,把刚满周岁的儿子托付母亲照料,于1937年底经香港到广州,担任军医学校眼科主任教官(相当于教授),不久夫人周令法也抵广州。他们到达时,日寇已经逼近广州。日机轰炸频繁,紧急警报拉响,师生就避入防空洞内,敌机过后,立刻在洞口附近露天上课,白天时间不够,晚上补课。陈任也和大家一样,同仇敌忾,咬紧牙关,坚持不误课程。1938年秋,学校西迁桂林,全校教官员工及家属、图书教材、仪器设备以及药品用具等悉数用舟船运输,300多名学生先是乘船到梧州,后徒步行军到达桂林。刚安顿下来,同年11月日寇又侵略广西,次年1月学校决定迁往贵州安顺。设备图书等由学校租卡车运输,教官经公路自行搭长途车去安顺,学生则徒步前往。经50多天,行军1100多公里,沿途还进行了演剧,向老百姓宣传抗日。1939年3月,全校师生员工平安到达安顺。这些教官都是国外留学归来的专家教授,平日生活优裕,日寇大敌当前,他们全无退缩之意。学生们热情高涨,吃苦耐劳。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人的抗战精神是何等勇敢,何等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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