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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师者——涂又光先生的为师之道

点击次数:  发布时间:2015-9-22 16:29:35 编辑:校史研究室


三、为学:学以为己,贯通中西,无限生机在我身


    涂先生幼承家学,接受过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学生时代,他就在一篇短文中阐明志向:君子,应当“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像铎那样振动人心。拿什么去动人呢?先生的主张是作学术研究,为人们找一个心性上的安身立命之所。


    学以为己,贯通中西,无限生机在我身。这是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他之所以能超越其他学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即为学的真正资源在自身,其目的也是为了修养自身,提升自身的品性与境界;而不是随波逐流,不是依赖他人或作他人的工具,也不要把学问与自己的生活脱离。先生经常提醒我们,对于人类的学问,反求诸己非常重要。因为有关人的学问,不在别处,就在人自己身上。他十分注意将人生与学问融合为一,认为哲学方法就是反思,反思就必须把自己摆进去。先生不作脱离生活、脱离时代、违背良知的学问,他曾对我说:“我真正的学问是我的生活。”对先生而言,人生最重要、最要依靠的是自己的生命和本色。论著从不及生命本身重要,让生命活出本真来,活出真性情,就会有真创造,真教育。先生要的是人生过得坦诚、充盈,有价值,有意义。纵观其一生,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不随波逐流,不见风使舵,只是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先生始终把生活当作学问,置于学问之上。他强调,一个人做学问一定要以自己为教材,认识你自己,自己才是最好的先生(2008 年11 月5 日向涂先生请教,先生在电话里这样说。)。可见先生的高明。因此,他留给我们最精彩的不是学术论著、书法作品,而是他的一生。他把孔子当作至圣先师,认为把人生活到最高境界,便是最高的哲学、最好的教育学。因此,我们研究涂先生,应研究课堂内外、书里书外的先生。因为他有完整的人格,他的学问与人格是融为一体的,其所到之处都散发着君子的学术和人格魅力。

    人文学问的前途,在于本土化。先生学贯中西,深读精研中西学术文化经典,文史哲兼通,且常常进行比照,结合人生体验和社会观察,得出相关结论。他把中国文化作为砧木,西方文化作为枝条,认为只有把中国文化的根基打牢打深,即根深干粗,然后嫁接西方的新枝条,才能焕发中国文化的生命活力,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为此,先生拿出一生力气,企望真正了解和贯通中西文化,然后有所创造,有所贡献。在注重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先生强调,没有民族性,便没有真正的人文学科。先生让我感受到:人文学问,只有在自己的土壤上,只有从民族最深的根部生长出来,才是好的人文学问,才能具有生命力。他对那种食洋不化的假洋鬼子,深恶痛绝。先生的“中国高等教育史论”和“教育哲学”课都是用中国的经典原理,结合现实体验和时代精神,做出的创造性阐述。先生是一个视中国文化为生命的学者。他讲课、写文章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学术独立和文化尊严。任何虚名浮利的诱惑刺激他都不会动心,甚至认为靠此创造不出真正健全的人文艺术。先生目光远大,甘耐寂寞,以坚韧的意志力,坚守民族文化本色,保持自己的真性情,做具有中国话语、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人文学问。


    人文学问的力量,源自思想、逻辑和情感。无论如何高深艰难的学术问题,先生总能说得简洁明了。这是逻辑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也是情感的力量。其力量来源于“真”,即贴近生活与事实,穷尽事理,把握本质,坚持对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其力量不仅在于思想,在于逻辑,也在于情感。只有对学问有真情感,才能耐得住大寂寞,才能成为真学者。也只有为天地立言者,才能成为真名士。他能将深奥的思想,通过逻辑充满激情说得通俗易懂。只有深入进去,才能真正浅得出来。这种深入浅出,为此必须付出笨重、勤奋而艰苦的努力。这个苦不是谁都能吃的,非有超凡的意志力不可。


    人文学问,要有高远境界。先生最看重精神生活和精神境界。人文学问始于知识,止于境界;又在新的境界上,开始新的求索。有境界,自有品质。只有境界高远,真诚单纯,拥有澄明之心,才能真正有所发现、认识本真、做出创造,即澄明才能观道。先生始终怀抱自己的文化理想,追求人文学问的高远境界。他曾跟我说过:“人文学问,比一百年还不够。”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人文学问,是为己之学,无限生机在我身。只有扎根于民族的厚土,反求诸己,注重体验反思,才能真正有所创造和贡献。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文史哲是不分家的。用他的话来讲,文是形式,史是内容,哲是解释。从他身上也可以看到,一种没有遮蔽,纯朴高洁的心灵,一种心无旁骛、义无反顾的执着。


    先生不仅是学问家,也是思想家。作为学问家,他有《楚国哲学史》和《中国高等教育史论》两部史论为证;作为思想家,其每篇文章都有新思想。先生是从历史深处、哲学高度入手研究教育学的。在弄清教育的来龙去脉之后,先生从哲学高度,对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进行了超越前人和时贤的探索。如要办中国“的”大学,而不是“在”中国的大学。强调“区分各个文明的标志只在人文,不在科技”[2],要重视人文及人文教育,办中国的大学。而忽视中国人文,“没有中国文明特色的大学,只算是‘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 China),不算是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of China)”[3];人文教育是中国的高等教育特色,其使人提升精神境界,放开思维想象,这是创造者的心态,以此心态齐奔现代化,我国大学教育前途无限光明[4];大学教育目的是培育人的性灵,使人尽性,使人成人;教育的基础在中小学,不能“拖油瓶”[5];教学要坚持修辞立其诚,要少而精,引个端即可。因为真正的人文学问,很难教,要靠自己的灵性和努力。尤为难得的是,先生提出并构建了以定位于文化为核心的教育定位论、以教育自身为核心的教育本体论、以行知关系为核心的教育认识论、以反刍律和经验律为核心的教育方法论、以复归于无知为核心的教育过程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体系。[6]


    做学问贵在质,而不在量。先生一生著作并不多,仅出版有《楚国哲学史》、《中国高等教育史论》两部专著和《涂又光文存》一本文集。同时下多数专家、学者大量著书立说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但了解先生的人,无不高度认可其学问与造诣,这看似颇为矛盾。究其缘由,先生在学术上追求“止于至善”,对学术心存敬畏。在学术标准上,其几乎是个完美主义者。这种敬畏学术、精益求精的精神,极大地提升了其学术品质,但也严重影响了其学术产量。而“重量不重质”的学术评价标准,使得先生到离休时,只是副教授职称,而且不是他所学的哲学专业,而是文学副教授。对此,作为大学问家的先生并不在乎,更无激愤之言,而是心境平和,在寂寞中享受难得的宁静与自由。后来,学校打破常规给了他教授职称。先生这种淡泊名利、独守寂寞、沉潜治学、追求卓越的态度,对我影响极大。

 

    此外,在先生身上可以看到,人文学问是快乐的学问,是有生命力的学问。不仅要知道,而且还要体道。知行合一,学问人生一体,才会震撼心魂,给人留下心灵冲击和深刻影响。从先生身上可以看到,做人文学问要带着生命和情感去做,才能在寂寞、艰辛中享受其中的快乐。在先生身上,可以看到做人文学问的艰辛历程和美妙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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