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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良晶:回忆我求学和工作中的往事

点击次数:  发布时间:2019-01-02 09:09:44 编辑:校史研究室

我是江西人,1956年考入当时的华中工学院电力系,分配到发配电专业。

那时候学校刚刚完成基建,由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的部分专业合并成立不久,当时主楼只在校园的西半边,东半边全是空地。

我高中时的成绩比较好,准备保送到苏联去留学,还有个军官把我从老家的小县城带到赣州去做体检。不久之后,我国和苏联的关系开始紧张,稍后就不能去苏联了,我还是参加了高考。我第一志愿报的是清华大学,但是分数不够,按第二志愿录取,就来到了华中工学院。我记得高中的班主任说国家工业发展需要电力,所以我就报了电力系。入校后,我由于出身好,一开始就担任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

那个年代,国家刚刚结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经济建设。各种条件都比较困难,各方面的物质也比较匮乏,但是国家和学校都尽了很大的努力,保障我们学生的基本生活条件,让我们能安心读书。当时学校有甲乙丙三个等级的生活补贴,根据学生不同的家庭经济条件来发放,一个月大概35元不等的补助,主要用于买笔和本子之类的文具以及少量的书籍。伙食费也有补助,也是根据家庭条件有所区别。有的学生不交钱,有的学生交一部分钱,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就要全交。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在食堂吃饭时的情景,就在现在的学生西一食堂,八个人固定一个方桌吃饭,饭桶放在旁边,饭可以随便打。一个桌上有几个菜,还有汤,经常吃到没有骨头的大鱼肉。有同学打球或者因为其他原因晚到了,我们就会把饭菜单独留出一份给他,非常规范。我因为是贫农出身,所以在学校吃饭不要钱,还有甲等助学金。冬天天气冷的时候,衣服不够穿,还可以向学校申请棉袄,也发过用稻草编织成的褥子,虽然看起来不起眼,用起来却是非常的暖和舒适。

当时国家的整个大环境很艰苦,但是党和人民尽量给我们安排好条件,使我们能够安心地学习,所以我经常说,我们这一代都是共产党培养的学生。之后,只要是国家和学校的发展研究需要,我们都是很积极地去参与,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任务,从不讲求任何回报。

我校大约在1958年底至1959年初,成立了工程物理系。成员是由各系抽调的学生和教师约一百余人组成,抽调的学生多,教师少。也可以说,虽然我那时还没有毕业,就从电力系(三年级)抽调出来当老师了。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同时有教学和科研任务。由于都是新的研究任务,所以要补上许多课程。我还记得有一位叫董明德的老师,他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给我们讲课的内容很深。因为我是学工科专业的,理论课程学习没有那么深入,好些内容听不懂。而我们学的场论、电动力学、原子物理学、核物理学、统计力学,都是专业理论知识非常深的,所以课下要投入很多精力去自学体会。好在我们在电力系学习时,数学、物理、电工理论等基础课程,都学得比较扎实,到了工程物理系,许多知识也是相通的,所以上手还算是比较快。后来我还讲了“核辐射防护”这门课程,一共讲了二年。

除了这些基本的教学工作,我们还有一块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加速器的研究制造,完全是从无到有。我们的实验室在东一楼东面的地下室里,门口有两道很厚的铁板做成的防护门,门口还有保卫处安排专人值班把守,上午一班,下午一班,进去之前要先确认人,其他人都进不去。那时候我在质子高压直线加速器科研组,把氢气电离变成H+,然后用高压40万伏(由几级串联)加速,轰击靶目标,与靶物质反应。这个实验要在10-5的高真空状态下密封进行,支撑密封用的环状钢圈,为保证真空度,需要工人用绸子来研磨一个星期才可以完成,十分光滑平整,这样空气分子才进不来。

我们做实验时都要穿用铅制成的防护围裙,而做中子实验的老师则需要穿特殊的防护服,因为中子对物质的穿透力特别强,用铅挡不住,需要靠水和石蜡,让中子在中间被阻挡掉。我们每天上班都要带射线剂量笔,记录接受的x射线的辐射量。由于这些实验研究比较特殊,对人体有一定的损伤,所以在那样的困难情况下,国家还给了我们每个人每月两斤饼干和两斤鸡蛋的营养补助。

1962年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学校撤销了工程物理这个专业。虽然专业存在的时间很短,但是由于学习的专业内容很深,基础打得很牢固,培养出了一批在核工业和其他战线上成绩卓越的人才,系里培养的青年教师转到其他专业时,也成为各单位的骨干。这里面有学习理论物理的、核反应堆控制的,辐射防护的……这一批人又对国家和学校的后续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工程物理专业撤销后,我和其他几位老师(拿到工程物理专业的毕业证书)又回到电力系的电工基础,工作了十余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建设。电子工业部给我们学校下达了芯片制造工艺生产线的任务。为了配合完成这一任务,学校成立了几个课题组,有光刻、布线、参杂扩散(半导体工艺)、检测等。学校从电力系、力学系、数学系等抽调了三四十人筹建激光专业,我也被抽调去从事芯片检测的研究工作。因为我们用的是红外透视Si片(IC基片材料)方法,所以在光学系成立红外教研室时,就将整个科研组成员和设备调过去,我担任了三年的红外实验室主任。其时,学校又成立了图像研究所,接受军工任务。我参加了图像光学输入组,就是将照相机的景物图像经数字化转换,进入计算机,再做处理。这样我在光学系又工作了十年。

之后,学校了解到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这几所重点大学都设置了精密仪器专业,就准备筹建精密仪器专业(隶属于机械学院仪器所),我又从激光被抽调去从事相关工作。看得出,学校为了国家的需要和工业科技的发展,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也培养了一批专业人士。我自己也是无怨无悔地做着“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在学校很多不同的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甚至培养过五个不同专业(光学、电力、生物、自动控制、机械)的研究生。

我们学校在建校时就有汽车专业,有老师,有学生,还有实习用的汽车,后来全部都转到了长春,和其他院校一起组成了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文革期间,我校还专门抽出一批老师组织了一支科研小分队,为东风公司制造汽车专业加工设备和检测设备。在上海周家嘴工厂协作搞科研做课题设备,历经几年的时间,非常辛苦,克服了各种困难,完成了一机部下达的科研制造任务,为加速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在工作中经常要到各地出差,做检测找出设备问题。我印象中去过的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甘肃六盘山附近的平凉、秦安。不仅路途遥远,交通也非常不便利。现在一天可以到达,但是那时一般要三天才能到达目的地。我先要坐火车到西安,住一晚,再到宝鸡,隔天又要转汽车。而且三线研究院所一般都在山里,汽车都要走Z字型的山路,虽然我们说是六盘山,但是我数数好像连十三盘都不止,最后到达庄郎。我去到那里之后,才算是真正体会到毛主席的诗里写的“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的意义。那里虽说路途很艰苦,但是真的非常漂亮,有很大的水库,只要有水,山区的物产就长得很好,苹果和枸杞子都特别的甜,我们摘了就可以吃,买的土鸡按大小给钱。

我去了之后,主要是做集成电路的专业设备检测,有十几道工序,很复杂,要一个一个地排查,精密导轨需要在野外冷冻几个月的时间,最后发现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一般都要在山里住上一个月左右。

北京半导体研究所在北京沙河,为配合工艺检查,我也经常去出差。不巧那个招待所都没有暖气设备,需要自己烧煤炉子取暖,半夜还要起来添煤球,而且烧炉子很容易煤气中毒,要非常谨慎,我们几个人半夜就轮流来照看。通常一住就是个把月,天天晚上加班。出差经费也很紧张,一天只有6毛钱补贴,我们经常要找最便宜的地方去吃饭。现在想起来确实是艰苦,但那时候没有感觉到苦,只感受到工作中的使命感和快乐。


(唐良晶口述,王涛访谈整理。唐良晶,毕业于华中工学院工程物理系,曾先后在工程物理系、电力系、光学系、机械学院工作,曾任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中华医学会武汉微循环学会理事,湖北省暨武汉市电子学会光电专业(创会)秘书长,湖北省暨武汉市电子学会电子仪器专业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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