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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我的红色记忆

点击次数:  发布时间:2021-07-01 14:36:48 编辑:校史研究室

吴江(右)与访谈者潘群 摄于2021229


到“抗大”锻炼

我老家是安徽潜山,就是现在的安庆,在长江边上。1944年冬天,我19岁,初中快毕业,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日本鬼子就来了,来年再要上学,准备上高中,就要到后方去,那时没钱根本就不行。当时我家里非常穷,非常困难,没有钱,什么也没有。我弟兄6个,我的哥哥给人家打工,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第7师在安徽无为办了一所抗日大学,简称“抗大”,去那里学习不要钱,哥哥给我讲了以后,我就想去这所学校接着念书。怎么去呢?我想办法通过地下组织,当地有跟新四军通风报信的,我就找到当地地下组织,介绍我们参加了地方游击队,那时候叫新四军7师皖西支队大别山游击队,通过参加游击队,到“抗大”去学习。游击队指导员叫余成宇,队长叫彭年,见到他们以后,我提出来要去“抗大”。他们说:“什么‘抗大’?!这就是‘抗大’,部队就是‘抗大’,到‘抗大’读书为了抗日,在这里参军也是为了抗日,一样的抗日,革命锻炼就是‘抗大’,你在这呆着就完了。”于是我们就留下来,就这样参加了革命工作,当时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参加工作以后,家里就不安宁了,国民党经常去抄家,妈妈到别人家打工去了,爸爸和哥哥弟弟给人家当长工去了,不敢在家呆了,一直到解放以后,他们才回来。

那时候,部队战士基本都是农民,没有文化的居多,我们初中刚毕业,部队领导就把我们当成知识分子了。游击队队长说:“你来了正好,就当文书。”文书工作就是写写信件,给部队上下左右互相联系。那时候也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什么也没有,就靠信件联系,靠地下组织互相联络。写的信,过去常说鸡毛信,通过地下组织送,不是通过邮局,是通过地下党、地下组织、地下通讯员送。

新四军第7师皖南支队在安徽无为县


负责军需工作

后来才知道,我们参加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新四军第七师,也叫皖西沿江支队。部队驻地在安徽省桐南,在安庆市附近,沿大别山余脉,紧靠在长江边上。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在前面有湖泊、沼泽,后面背靠大别山的环境中建立了一个敌后根据地。

我们是在大别山里面参加的部队,部队在长江边上建立了一个行政区政府,那时候叫桐南区政府。参加了游击队以后不久,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派到区政府去工作,上级分配我在区里做财粮区员,管理征收粮食工作。部队派了一支队伍,连夜把我们送去。后来知道支队政委张伟群在区政府当区长,是当地的负责人。在当时党的负责人是不公布的。在区政府短暂地工作了几个月后,上级让我们又回到大别山。大别山那时候没有区政府,就有一个皖西支队,支队长叫钟大湖,后来调到福建工作了。回大别山以后,我就到支队负责部队供给工作。那时候游击队主体由连构成,连下面还有班,就是小游击队,一个连才100多人。开始时部队小,总数大概有千把人,后来队伍壮大以后,至19475月,皖西支队发展到5000多人。这5000多人里面,除了游击队的“吃”不用我们管,整个支队的“吃”、“穿”,再加上医疗用药都归我们管。支队成立了一个供给处,供给处有负责人,称为军需主任,后来又改为军需处长。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筹集粮款,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购买粮食、棉布和药品,满足部队供应需要。当时敌人对根据地严密封锁,我们开展工作非常困难。通过统战工作,我们联系了一些当地的士绅和开明的地主、知识分子,通过这些人,到安庆和附近城市采购布匹、粮食和药品。最难的是衣服的供给工作——5000人的穿衣问题。当时想了很多办法,先购买白布,再用栀子花结的果给白布染色,染了以后,布变成黄颜色,就可以做军服了。布料解决了,做衣服更困难,因为目标太大,容易暴露。当时就依靠群众,找了一些山洞,山洞里面放缝纫机,请裁缝在山洞里面做衣服。

新四军第7师运输队在运送军用物质


  整个皖西支队5000多人的大队伍,吃穿供给工作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负责。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干下来了,现在看来,完全是依靠群众,离不开当地群众的支持。


遇险

194567月份,日本鬼子快要投降了,但是扫荡却变得越来越频繁,几乎每天都出来,老百姓往往来不及及时告诉我们。每次敌人扫荡都是伪军在前,日本鬼子在后面。敌人很紧张,路上要是遇到人,如果有怀疑,他们就直接开枪。有一次,在皖西大别山、潜山附近,我和连长华品三下山到江边找地下组织接收药品,没想到在路上遭遇了敌人,遇到十几个伪军和日本鬼子巡逻。碰上以后,因为我们看上去就像普通老百姓一样,他们就没有怀疑,队伍没有停下来就擦肩而过,我们也继续走。可是就在我们又继续走了大约一、两百米的时候,鬼子突然起了疑心并回头朝我们赶过来。连长说:“吴江,不行,不能到江边去了,去的话,目标就大了,我们赶快上山。”附近有座山,我们就往山上跑。敌人想要捉活的,如果他们不捉活的,我们就不行了。我们上山时,敌人开枪了,我的腿中了弹。当时我还没意识到,只觉得腿震动了一下。上山以后,连长发现我的腿在流血,才发现我中弹了。当时也不感到害怕,继续跑。山上在下雨,有个石头洞,我们就躲到石头洞里去了。鬼子追上山,没搜到我们,看到山下边有插秧的农民,正好也是两个人,穿着和我们一样的灰色衣服,他们就以为是我们两个人。实际上那两个农民当时也看到我们了,他们看到也没有吭声。敌人就问他们是从哪来的,两位农民回答是从山上下来的,敌人就把他们俩抓走了。


在老百姓家里疗伤

腿负伤以后不像现在有医院,可以把我送医院治疗,那时候负伤了只能呆在老百姓家里疗伤。游击队把我安置在一对老夫妻家中,家里只有老两口两个人。家里不能呆,就把我藏在山上。他们在山上种了有苞米地,为了防止野猪吃苞米,他们搭了一个小棚子,我就躲在那个小棚子里面疗伤。到了后来,整个伤口都烂了,又臭又腐。那时候没有西药治疗,老乡就用土方子,挖草药,打成浆汁以后敷在伤口上面止痛消炎。伤口比较深,肉都烂进去了,不方便敷药,老乡就用土办法,拿纸辗成碾子,伸进伤口里面去敷药。后来又搞到阿司匹林止痛,治疗了好长时间。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得到这样的治疗已经是不错了。后来进城以后,医生看了我受伤的腿说,你这个腿真是捡来的!当时腿被子弹击中时,万幸没伤到骨头,子弹是擦过去的,如果弹头再偏一点点,这个腿就不行了。另外子弹也不是日本三八式步枪的尖头子弹,是圆头子弹,这种子弹打进去伤口多大,出来伤口也多大。要是那种尖头子弹,进到伤口见血就炸,那样腿就保不住了。由于环境危险,游击队经常有同志负伤,支队政委的眼睛就在一次战斗中被打坏了。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的815日,日本鬼子宣布投降。鬼子投降以后,沿江支队就在安徽潜山、桐城、湖北英山一带活动。1945年9月的一天,支队从南经过百子山,晚上休息的时候,支队政委和手枪队队长突然把我单独叫出去,叫到山上,介绍我入党。我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还不够条件,还不行。政委说:“群众和连队对你的反映都不错,我们认为也可以。”就拿了一小张毛边纸出来,叫我写入党志愿书。政委叮嘱说:“不要写多了,你就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就写我愿意入党,入党以后,不怕苦,不怕牺牲,不怕累,为穷人求解放……”

在当时的革命战争环境下,表现不好根本没办法入党,我自己觉得我条件不够。因为有好多战士,参加游击队有几年了,作战也非常勇敢,起到了模范作用,但是也没有入党。当时我没有其他的想法,入党也好,不入党也好,都一样拼命干。既然参加革命工作了,就要不怕牺牲,不怕流血,不要考虑升官发财,当时根本就没有那个概念。现在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当时就是为了老百姓,为了穷人求解放。

入党志愿书就写了一二十个字,就是“我志愿申请入党,不怕牺牲,不怕死……为党献出一切……”,就写了这么几句话,不像现在写入党申请书,写得很长,那时我写的很短。写完以后,就宣誓入党,然后政委就把我写的那张纸条擦着火柴烧掉了,不保留。政委告诉我,我们两个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记住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不管什么时候,你到哪里,都要记住你的入党介绍人。他们一个叫张伟群,是我们支队的政委,再一个就是手枪连连长姚奎甲,手枪连我理解的是侦查连,也是特务连,是保卫机关的,他们两人的名字我现在都记着。

那时候,党支部建在连队上,一个班就上十个人,一个连顶多5个党员,3个党员就可以成立支部了。连队党员数量很少,我知道的就只有2、3个人,连长和指导员是党员。党员身份不公开,连队里谁是党员,不说谁也不知道。尽管不公开,连队里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大家也看得出来。大家都知道,工作积极,不怕牺牲,不怕苦,不怕累,什么活都抢先干的,打起仗来,冲锋陷阵的基本上都是党员。群众里面也有表现积极的,不怕牺牲的。

宣誓入党以后,我就连夜随部队上了大别山。进了大别山以后,从苏区来了一位地区负责人叫桂林栖,后来组成了一个党小组,他说:“吴江,按照七大精神,党章上说,新党员应该有个预备期,你还有一年的预备期,这一年你是预备党员,到明年(1946年)9月,再宣布你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严格的组织纪律

那时要求很严。我们在部队的时候要求严格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到一家老百姓家里住宿把门板卸下来铺上了稻草睡觉,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要求收拾得干干净净党小组会上,这是一个内容就会问这件事你做到了没有门板你给他上好了没有?老百姓家里给他收拾好了没有地上打扫了没有看老百姓家里的水缸没水,你给他挑满了没有都是这些内容这都是党员应该做到的要求你离开老百姓家之前都要注意这些,这就是党的建设。党的建设,体现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中,不是讲大道理,让你学什么,而是从这些生活上的具体事情,一点一滴的小事中要求你。

要求严还体现在日常监督中。没人监督,为所欲为,自己认为自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时候不行。在一次党小组会上,因为我的腿在之前的一次行动中负伤的事,大家批评我说: “吴江,你怎么当时不说……”我当时心里还不服气。其实被子弹打中时,我自己就感觉到不对,但我没说我腿负伤了,因为没伤到骨头,我一直在走,走到山顶上以后,停下来了,队友发现了告诉我:“吴江,你腿负伤了。”当时,一说我腿负伤了,我就走不动路了,流血嘛,我记得很清楚,当天晚上,党小组会为这件事批评了我。

那时候我的党费每月才五角钱,支队司令员钟大湖有一次跟我讲,为什么每个月要交党费?不是要你交五角钱,而是要你记得你是党员,要尽义务,要尽责任。这五角钱看着很小,但在党内来讲,意义很大。那时候就把监督当成一种制度当成铁的纪律党的纪律就是铁的纪律,现在不是说支部是党的堡垒嘛,要攻不破才行。

皖西支队司令员钟大湖题词


担任潜山县长

19477月底,皖西支队此时叫皖西人民自卫军,驻扎在安徽潜山、怀宁和桐城交界的一处叫青草塥的地方,在安庆的长江边上。这时刘邓大军南下,准备解放安徽潜山县城,长江以南沿江地区这时也基本都解放了。一天早上,我正在山洞里忙着赶做军服,部队南下要5000套衣服,正在忙着加工,一个通讯员骑着马进来了,找到我说:“你把工作赶紧交待给别人负责,你跟我下山。”下山后首先见到了马旅长。他说:“吴江,明天就解放你的老家——潜山县县城,你就担任潜山县县长。今天晚上,你连夜就写布告。我说你写,布告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人民解放军解放潜山,是解救穷苦老百姓的,为解放全中国的,是为群众服务的,还有减租减息……” 我说:“不是开玩笑吧!我还是小孩子。” 马旅长说:“支队政委、司令员都说,你在部队的工作还可以,让你干你就干。” 他就说了大致内容,中心内容是解放潜山,解救老百姓。我用毛笔写出来,再石印,印完以后,盖章。第二天,我们就随着部队解放了潜山。部队司令员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潜山县县长吴兰森(吴江)。群众看到我以后都发呆,没想到这么年轻的县长。那时候,部队干部都年轻,马旅长当时才27岁,这还不算年轻的,那时候很多干部都才20、21岁。我还上台讲了话,现在还有当年参与解放潜山的老同志写的回忆录,回忆录中有关于安徽潜山的记载,提到我当时是潜山县最年轻的县长,才21岁。马忠全旅长后来是山东东海舰队司令员。

在潜山工作时间不长,国民党反扑得很厉害,大概就只有20多天吧,国民党军队就反扑过来了,我们就从潜山撤退了。


新的工作

部队往大别山上撤退,县政府也随之撤到山上去了。1948年9月,人民政府在皖西建立了新政权——皖西新区党委。撤到山上以后,上级让我到皖西新区去报到,到皖西行政公署一专区当秘书,我的县长职务由张国平接任。可能是上级领导看到我在连队搞过文书工作,比较适合。工作不久,皖西新区成立了皖西工商总局,又把我调到工商总局工作,任二分区供给处处长。皖西工商总局在安徽六安晓天这个地方,也在山边上。工作就是印刷发行新区流通券,管理税收。当时皖西新区的货币一个是钢洋,一个是皖西流通券。那时的钢洋相当于现在的基本金,流通券不能多印,有多少钢洋做基础我们就印多少流通券。老百姓要是不要流通券,就兑钢洋给他。

工作时间不长,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长江江边的怀宁县城解放了。我接到区政委的通知,让我到怀宁县当副县长。接到任务说走就走,没有汽车,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就靠步行。走到半路,遇到部队卡车路过,招手停车以后,卡车有空的地方,就把我一路带到合肥,从合肥再往江边走到怀宁。从合肥出发的时候,遇到十来个刚参加工作的学生,同路一块到怀宁新政府去。走到半路,想拦过路军车带我们,部队不干,说有纪律,不准带人。我们继续又走了大半天,路上遇到国民党飞机轰炸,当时解放军大军正在做渡江准备工作,国民党飞机一直在轰炸破坏。经历了困难险阻后,我们到了怀宁县城,那时国民党刚从怀宁撤退,留下来很多散勇,破坏、影响当地治安。我去了以后一方面搞好治安工作,一方面准备搞土改,发动农民、群众搞减租减息。

几个月之后,上级通知我到党校学习。这时安徽成立人民政府了,也有了党校。在党校学习了三个多月,学习课本有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党章、共产党宣言,再就是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三个多月以后,由于安徽刚解放,政府缺人手,需要干部,党校学员就分配工作,我分配到安徽行署财政厅税务局当业务科长,业务科也叫货物税科,负责收油坊、酒厂、烟厂的货物税,包括油、酒、烟等商品税收,此外还有地方税,比如屠宰税,烟酒的税率很高。


1949年,在安徽合肥省党校学习


新中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正在安徽合肥财政厅税务局当业务科长,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我很高兴,那时有好多人都高兴得睡不着觉,但是同时又伤心,有好多战友和同志都牺牲了,他们没有看到这一天。那时牺牲的同志都很年轻,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多岁。开始的时候,我所在的连队有好几百人。当时战士们都很年轻,有十四五岁的,十八九岁的,一般都是二十来岁。渡江战役结束,部队进城的时候,我原来所在的连队,排长以下的就只剩下12个人。那12个人里面,有一个比我大一岁,是原连队卫生员,后来是安徽宣城军分区政委,叫左双山。他在安徽无为,今年97岁了。前几天,我打电话给他,他女儿接的电话。他耳朵听不见声音,也不大认识人了。在大别山打游击的队伍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1950年在安徽省税务局与同事合影


到建工部工作

我在税务局工作到1953年,当时国家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包括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建设,需要干部,中央组织部决定从安徽抽调10多个干部到北京,其中就有我一个。到中央组织部报到以后,我被分配到建工部工作。建工部领导和我谈话,因为我以前没搞过工业建设,所以到建工部工作之前,先要到下面工厂去实习1年到2年,锻炼学习。于是1953年10月,我到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那时候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才刚刚建设,厂房还没建好,修理车间先建起来了,厂领导让我当机修车间主任,以后又相继做过财务科科长、技术科科长。经过一年多的实习锻炼,到1955年元旦的时候,建工部来人通知我回建工部报到,分配到办公厅秘书处担任副处长。

1960年秋,与建工部同事合影


1958年,正是“大跃进”时期。因为第二年就是建国10周年,当年8月,中央决定将在北京兴建一批公共建筑向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献礼。周总理找时任建工部部长刘秀峰询问:“你有没有把握?”“国庆十大工程”要求在第二年的9月底之前完工,特别是人民大会堂更是重点工程,这些工程全部由建工部的队伍建设。由于工期紧迫,同时为了最大程度的节约建设成本,“国庆十大工程”采用边设计、边施工的方式进行,工程建设人员集中,材料集中,全国八方支持。现在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进门处看到的大理石,都是从山东、湖南运输过来的。到1959年9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北京“国庆十大工程” 相继完成,全部竣工,10个月就完成了任务,人民大会堂更是8个月就建起来了。这十大工程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华侨大厦、钓鱼台国宾馆等。这些工程体量之大、建造速度之快,成为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国庆十大工程”也被称为新中国建筑史上的创举。

在建工部工作了17年后,到1970年,我又调到湖北省建设厅工作。最初湖北省建设厅叫湖北省建委。1979年国家成立城市建设总局,要求各个省也要成立城建局,湖北省建委城市建设处就改名为湖北省城市建设局,我担任湖北省城市建设局副局长,主持工作。到湖北省又工作了13年。


到武汉城市建设学院

1983年,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在武昌东湖之郊的马鞍山一带开始动工建设。根据要求,学院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建校、招生,开展正常教学工作。建工部从武汉理工大学,那时候叫武汉建材学院,调了贾道恒副院长过来担任武汉城建学院院长。贾道恒是位教育家,是从武汉大学毕业的,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搞教育工作很内行。但是当时贾院长因为身体原因,学院的初建工作上不去。建工部又想调武汉一家设计院副院长过来,但这位副院长说学校工作他干不了。后来建工部领导想到我。原本建工部领导打算让我回城建总局计划司工作,我到了建工部说:“算了吧,我把城建学院搞起来以后再回来。”就这样到了城建学院,那是1983年6月。去了不久,我就担任代理院长,主持工作。因为当时还没有书记,正常应该是党委书记主持工作。建工部这样安排是为了把城市建设学院建校工作搞上去。领导认为我在建委工作过,在城建局工作过,到城建局开展征地和建设等各方面工作方便,我估计是这个原因。不久,吴盛求从重庆建工学院调来担任学院党委副书记,他说反正大事小事你要顶着,由你主持工作。


拜访吴良镛和朱九思

我没有在大学工作的经验,也没搞过教育,到城建学院工作以前,我拜访了两个人。一次是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我拜访过清华大学的吴良镛教授,再一个就是原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院长。

到大学工作,怎么办呢?我毫无办法,我没搞过教育工作。吴良镛说:“没有好办法,你到大学以后啊,你见到的都是知识分子,你不能听老师给你说张三不好,李四不好,你千万不要听,你听进去了就不好办了。对老师们相互之间的意见,你不要表态,不要说对还是不对。张三找你也好,李四找你也好,你都不要点头,你听听就行了。”他就告诉我这一条,在大学里面,教授互相之间都会有一点不服气,要客观地看待教师互相之间提出的意见。

朱九思给了我一本书,是他写的关于原华中工学院管理的一本书,另外他告诉我一个字。他说:“我给你一本书,我不给你多谈。另外,我告诉你一个字——‘严’,治校要严,你那么多的学生,你不严,那你学校怎么能办好。对老师也好,对学生也好,管理也好,教学也好,要求要严。你怎么能把学校办好,办得井然有序,就是严。”后来我到学校工作以后体会,他的意见是对的。他说,他在学校植树的时候,要求每棵树要排成行,像排队一样的整齐,有的人当时反对。他说不行,就这样子植树。他就说管理学校和植树一样,要严,治校要严。他说过去严才能出人才,松松垮垮的,办不好学校。去城建学院工作之前,我就拜访了这两个人,他们给我的建议一个是对老师,对人才的态度,再一个就是治校要严。


完成新校设计方案 

开工典礼


城建学院建校工作进展很快,1983年8月开工建设,1984年就开始招生。我去的时候,城建学院还没开工。去了以后开始搞设计,请中南建筑设计院设计。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电脑设计来得快,那时靠手工用尺画图,进度比较慢。后来我把设计人员,一共5个人,集中到东湖宾馆,租了房子,请他们日夜在那里画图。家里有小孩子的我们付钱请保姆。就这样,一个月时间,从6月份到7月份,设计图纸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拿到建工部去汇报、审批。建工部很快就批了,8月开工。开工以前,建工部副部长戴念慈来现场看设计方案和选址。戴念慈是建工局的总工程师,是专家。看完以后,同意开工。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对设计图纸有两处修改意见。最初的图纸设计中学院入口有一条马路,原来设计是直的,修改后往里面弯了一点。他的意见是不要一进大门,就看到学校主楼,主楼应该“隐”一点。


保证施工质量和周期

学校建设资金国家一年拨款500万到800万,因为工程进度快,到了当年8、9月份,钱基本上就花光了。我找到武汉市建设银行,我说,你们能不能给我贷款,今年8、9月贷款,到明年1、2月,国家拨款下来,我就还给你。建行一听,说这个可以,你是建工部的单位,你要多少我就贷给你多少。当时缺了400万,我就贷款400万,这样资金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往前抢进度。那时候,买材料也好,抢施工进度也好,付工程款也好,不欠人家一分钱,所有资金都是按时发,工人们日夜干,工地上灯火通明赶进度。为了保证施工质量,我也搬到工地上住,与工人们住在一起,随时处理事情,同时监督工程施工过程。

当时国家对建筑材料,包括钢材、水泥、木材等实行双轨制,建校用的材料都是国家拨的,比市场上购买要便宜。比如说钢材,国家拨的1000元一吨,而同时在市场上要3000元一吨。建校用的钢材有多余的,当时有人提出来,能不能到市场上卖出去。我说,那不行,钢材是国家拨的,用不完,要卖也只能原价给国家。

我对施工单位说,学校教学主楼完成时间是第二年的10月1日,如果提前一天,在9月30日以前完工,就给你1%的奖励。要是延期一天,就扣你1%,行不行?公司经理当时还不敢答应,说回去商量一下。我说怎么不敢呢?1958年,北京人民大会堂8个月建起来了,当时我在建工部,那么大的工程不到一年就搞起来了,现在这么小工程都搞不了?你们也是建工部的队伍,你回去问问你们的经理,北京人民大会堂、民族宫、华侨饭店等十大工程,都是几个月建起来的。后来他们同意了,学校和施工单位约定好,他们日夜干,这样1983年开工,到1984年学校就具备招生条件了。


先建小学和宿舍楼

为了保证学校正常开展招生工作,决定把一所小学和一栋教授宿舍楼先开工建起来。小学建好后可以先当教室,学校开学后就有了上课的地方;学校初建需要人才,宿舍楼不先建起来,人才也来不了。所以先盖了小学和宿舍楼。宿舍楼每套面积大概120平米,现在看也不是很大。当时规定住宅楼每套不能超过90平米。报规划方案的时候我说,这样的住宅条件学校招不到人。后来建工部计划司司长帮我想办法,说图纸不改,施工时加一块隔板不就行了,单套面积不就多了。我说这是你说的。后来房子建好验收时为房子超出了面积的事争论,我也没办法说这是谁说的,最后我说,要处分就处分我吧,在施工时我加了一块隔板,实际上最后加的不止一块板,是两块板,这样每套宿舍面积有的100平米,有的110平米,最高到了120平米。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90平米的住宅谁会来啊!后来从哈建工和其他单位调教授来,看到学校的住房条件,教授们都很满意,都愿意来。


学校建设工作基本完成

小学先开工,教授楼第二个开工,接着,整个校区基本都开工了。建筑材料没有问题,工程款也没问题,施工单位也很积极。我们从银行贷款,说到做到,一般1月份国家拨款就下来了,拨款下来后,首先还银行贷款。后来建工部的同志发现了就问我,吴江,你招标是怎么算的?那时候材料价格上涨了5-6%,贷款利息有将近3-4%,材料的涨价,比贷款利息还多,算下来,向银行贷款你们还赚了。

那时候,搞建设也没什么经验,只是在建工部工作久了以后,有一套快速施工的经验和办法。当年人民大会堂那么大的工程,10个月就完工了。工程拖的时间越长,花钱越多,也影响学校招生和教学。那时我想的就是怎么样快速保质保量地完成学校设施建设。到1984年,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开始招生,1985年,学校各项基础建筑设施基本建成,开始正常教学。我在城建学院工作了5年,除了学校后面的一个体育馆,一个招待所以外,其余的学校主要办公楼、教学楼、学生食堂、图书馆、校医院等辅助设施都由我主持完成了建设工作。

初步建成后的学院远眺图


我本来应该在60岁退休,1986年我写了报告,当时建工部领导说不行,你要多干两年,而且还下了文件,你到62岁保证让你下来,不仅让你下来,你还可以回建工部,回建委。1988年,我62岁了,我和建工部领导说,我到时间下来,同时有个要求,你能不能把湖南城建局局长白明华调来,接我的班。白明华当时是建工部规划专家,“四大名旦”之一,从波兰留学回国,学的是建筑专业。他毕业以后到建工部标准设计院当工程师,后来,湖南要他,慢慢提拔当了湖南建设厅厅长,我在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当院长时,他在湖南城建局当局长。当时湖北省委组织部要从其他院校调人来接替我。我说不懂专业的不合适,后来建工部把白明华调来了,同时我也从建工部直属院校引进了多位教授,他们一起从四面八方来到学校。


(吴江,原武汉城市建设学院院长。本文由潘群访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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