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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绍瑛:回首不忘来时路,初心不改铭党恩

点击次数:  发布时间:2021-07-01 15:08:17 编辑:校史研究室

   编者按:采访宋绍瑛老人——一位抗战老兵的过程中,你很难想象,96岁,已是耄耋高龄的老人追忆起70年前的戎马生涯,精神高昂,眼神里放射出奕奕神采,让人动容。战争虽给他留下了终身残疾,同时也造就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面对历经磨难、高龄独居的老人,笔者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共情准备。但,想象中的孤独、颓废、酸楚统统都没有出现;笔者所面对的,是一个表面看似羸弱,实则无比强大的灵魂:坦然、平静、刚毅、忠贞。

   他记忆不太好,但对半个多世纪前在部队时的大部分细节——人名、地名、时间,能做到毫不费力地复述,就如刻在了脑子里一般。

   他的亲人、战友、同事,多已离世,但每每他谈及故人,点点滴滴,娓娓道来,言语间未露丝毫凄惶,仿佛他(她)们从未故去——他早已看淡了生死。

   他叙说最多的内容是战友、部队,言谈间刻意淡化个人功勋,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受伤经历。但稍纵即逝的瞬间,足以感受到他尘封已久的骄傲与荣光。

   他对生活没有丝毫抱怨,“想想那些死去的战友,我能活着就是福气”,他将今日的种种,都看作是党的馈赠,与之而来的是昭如日星的、对党的无限忠诚之心。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宋绍瑛爷爷所代表的抗战老兵群体,是即将走进历史的人,但他们曾经参与过的战争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我们得以窥见鲜活的历史。倾听和铭记他们的故事,无疑有更深远的意义:

记得亲,记得痛;知来路,识前途。


1925年,宋绍瑛出生于山东泰安肥城县一个农家,兄弟三人。少年时期,正值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一个偶然的机会,宋绍瑛邂逅了身为游击队长的徐勇,革命的火苗就此在心中种下。一个深夜,17岁的少年跑到离家六里地的凤凰庄,毅然参加了游击队,从此离家,一生流离,踏上血与火的革命征程。

在肥城县七区游击队,宋绍瑛担任徐勇的通讯员。一次抓捕特务的行动中,区队战友牺牲一人,负伤两人,于是徐勇队长派宋绍瑛运送伤员去黄河西边,顺便去学习卫生知识。宋绍瑛和同村战友两人被送到独立一团卫生队,学习战场急救、包扎等知识,从此担任起“卫生员”——这个在部队里不可或缺的角色。

“当时的卫生队长就是他(刘福),这是他的照片,他是老红军,已经106岁了。这个照片是我从电视上拍下来的,他告诉我们,部队需要你们两个去学习,学卫生知识,从此以后我就在部队搞卫生工作,这一搞啊,就是一辈子。”

刘福接受央视访谈,宋绍瑛拍摄


铁马金戈勇 英雄斗志昂

1945年8月,阎锡山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山西长治地区[1],上党战役开启。独立一团的看护长王江负伤离队,宋绍瑛从县大队卫生员被提拔为看护长,跟随部队参加上党战役。胜利后,所在部队也更改番号,变更为二纵四旅十团,隶属中原野战军(刘邓大军)。

“独立一团打仗牺牲了不少人,减员了,所以我们这个连就被编入独立一团,就在那里我们补充到部队里去的。我当了看护长以后,我们这个部队就打长治,那是1945年。结果阎锡山不是增援了部队吗,哎呀那一仗打得很(惨烈),有个上党战役的电影,我还看过。最后我们这个部队成了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了。”


上党战役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主动地位,直接配合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重庆的谈判。随后,宋绍瑛跟随所在部队又在邯郸附近参与平汉战役。

“毛主席要到重庆去,大家都害怕,蒋介石是不是会对毛主席(下手),那时候有这个传言。蒋介石这时候跟毛主席一边儿谈判,一边又发动部队北上,我们是正好驻扎在平汉铁路上。那个时候国民党有两个兵团,我们就在那里堵到他,后来高树勋(国民党将领)起义,马法五被俘。”

平汉战役胜利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回山东整训。宋绍瑛表现突出,于19461月在山东东阿县的一个中学里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宋绍瑛跟随部队,辗转山西、河南各地,“河南几乎都转遍了”,前后历经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其中就包括战况极为惨烈的羊山集战役。

“我们团是主攻,打进去几次又给(敌人)推出来,那时候我们部队武器太差了。国民党在山上,居高临下,还有飞机。我记得我们那个营,四个营级干部死了三个,一个重伤抬到后头去了,韩刚正营长牺牲了,马斌副营长牺牲了,还有姓黄的政委也牺牲了,张洪庆副政委负重伤,给抬到后方去了,我还没什么大事,居然没把我打死,也没负伤。

到了第二晚上,天黑的时候,都杀红眼了,那炮把山都打红了,夜里那整个山都是火红火红的,人人都往上冲,硬是把羊山集打完了。那一次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在战役以后看见那么多死人,太惨、太惨了……(长叹)。我跟着部队在那里清理现场,把那死尸往那个塘里拉,我们的人也好,国民党的人也好,都一起埋在那里,分不清了,那么多战友,真是啊……连个墓地都没有。”

惨烈的战役过后,部队开始整训。但不到一个星期,部队就接到南下的命令,也就是著名的“千里跃进大别山”。后有追兵,前有黄泛区阻隔,也没能阻拦部队南下的步伐。


“我们路过那个黄泛区的位置,诶呦,真的不得了,一踩下去脚丫子上都是淤泥。后头还有国民党的军队在撵我们,刘伯承下了命令:迫击炮可以扛着拿走,其他的炮一律炸掉,不能带,所以后来我们重武器都丢了。”

“过去黄泛区,我记得是在潢川,就是河南的跟湖北搭界的地方,我们那个营住在北关里头,原来通知的是晚上12点撤退,突然间一个命令,叫我们守在那,说国民党的部队追上来了。我们营长要去侦察,我作为看护长也得跟着去。去了一看,(局势)已经蛮紧张的,敌人都到跟前了,我们回不了城里头了。晚上,营长就召集干部开会,在潢川北关外头有个炮楼一样的台子,就在台子上开会,讨论怎么办。一个(选择)是在那等着,被国民党俘虏,或者被消灭,一个(选择)是突围出去。我们都说,就算死,也不愿意当俘虏!那时候连里的党员名单在我身上,我就先把那名单都给撕了,埋到炮楼的地下,接着所有人都从炮楼上跳下去,头也不回,一直往前跑。结果我们真是命大,硬是跑出来了,没一个人当俘虏。”

“我跑出来,回到大别山里头,见到刘福,刘福说,哎哟,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我说,回来了回来了。(笑)”

宋绍瑛的纪念章


军民鱼水情 患难显真情

1947年8月,刘邓部队进入大别山后,远离后方,又面临国民党30多个旅的围困封锁,完全断了补给,粮食、弹药、被服、药品都得不到及时补充,生活异常艰苦。但靠着当地百姓“舍家”式的鼎力相助,部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硬是在荒凉的大别山里坚持了一年左右。

“当地老百姓对我们那真是(太好了),我有的时候聊天说笑话儿,幸亏我们胜利了,要不人家卖布的老百姓算倒了血霉了。我们打条子给人家,说将来再给你钱,人家就把布都给我们了,管它白布、花布,什么都收。弄来以后干什么?白布做面子,花布做里子。面子上不能穿白的,这大别山有种树,叶子打下来煮水,跟那白布一起煮,煮了以后捞出来,那个稻田地有紫泥,把它埋在里头,埋一晚上,掏出来一洗,就是个黑的。穿几个月以后,就是黑不黑红不红的样子。我记得我的衣服做坏了,上头袖子穿不进去,营长的衣服就给我了。”

在大别山待了近一年,宋绍瑛所在部队突围到河南南阳一带,继续与敌人打游击战。194710月,在伏牛山战役中,宋绍瑛在救治战友过程中光荣负伤,从此落下终身残疾。

“我当时是在营里当看护长,跟着营长一起到前线去,当时天上下着小雨,一个炮弹就打在三四个人的中间,我跟营长跑得快些,回头一看,警卫员的肠子都出来了,当时人就没了。还有一个伤员在喊:“卫生员……卫生员……”,当时那炮火还密得很,也顾不上,我赶紧过去包扎,最后正要系上(绷带)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大腿,像是被人狠狠锤了一下,我一看,裤子炸开一个大窟窿,子弹打到动脉了,那个血啊直喷,喷得脸上到处都是,我赶快用手按着。正好这时候来了个卫生员,叫小白的,赶紧给我从大腿根起扎上,血就流得慢点,我就躺在旁边一个沟里等着,后来担架队来了把我抬下去。刘福一看,打开以后血直冒,就不敢换药,得送到后方医院去。刘福心疼我,给了我两块钢洋。我负伤倒不哭,结果他给我两个钢洋,我感动得哭起来了。”

“后来刘福把我送到了旅部后方医院,在张良镇,南阳北边儿,产姜的地方。晚上出发的,人家河南老百姓,四个人,到现在我也搞不清人家是哪里人,只知道那老百姓真是太好了,两个人一组,轮流换着抬我,走了两天,最后把我送到了。我心里感激人家,但我啥都没有,就把两块钢洋给人家了。”

踏上新征程 迈步从头越

在旅部医院,宋绍瑛养伤养了大半年。伤恢复到差不多的时候,宋绍瑛被调至中原荣军学校校部卫生科,任医务干事。——“我真是个有福气的人,怎么就挑中我了。”

1949年春,荣军学校校长朱永年职务经历几次变动,最终调任中南荣军管理总局任局长,宋绍瑛作为随行人员,随其一起迁往武汉。

1952年,部队转业,组织提供了三个岗位供选择,宋绍瑛服从组织安排,被分配至中南建筑工程学校。

“52年的时候,部队就开始转业,中南行政委员会卫生部通知我去谈话,我那时候结婚一年多,带我老伴儿一起去,她也是部队的。人家说,你们的部队要转业到地方去了,有三个地方你们可以挑,有北京、河南这两个地方,好像是什么工厂的,搞不清楚。还有庐山的一个学校,原来叫中南建筑工程学校。

在部队里我们都习惯了,不挑不拣,我们就说坚决服从分配,到哪儿都行。所以卫生部的说,那你们到学校里去吧,学校刚开始建设,需要人。好,就这样我到学校(中南建筑工程学校)了,一直到现在,就这样走过来了,从当兵打仗,搞这搞那,转来转去,直到走到这来。”

(话及至此,宋绍瑛并未多提老伴儿的事,随着不断询问和话题的展开,笔者惊讶的发现:清水千代子——宋爷爷的老伴儿,背后也竟然有这般不凡的革命经历。这对革命伉俪,跨越国籍、成见,在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后,用生命书写的是更加动人的故事。)

军中结伉俪 风雨并肩行

武汉解放后,中南荣军管理总局搬到了中南行政委员会民政部,办公地点改到了汉口的花旗银行。在这里,宋绍瑛邂逅了清水千代子——日后的老伴儿。

“我老伴儿是个日本人,原名叫清水千代子,是第四野战军的,她1946年参加革命的,她原来在东北齐齐哈尔满铁医院,是日本人的医院,她是医院专门培养的护士。日本投降以后,把他们抓了,本来是准备遣返他们送回日本去的,谁知道当时我们要组建第四野战军,要成立后方医院,需要医务人员。当时成立的时候没有人(才),像我们这些人,什么都不懂。她们那批人(医务人员)都有真东西,所以护士也好,医生也好,都没回去,就都留在后方医院里。”

1946年,清水千代子被编入第四野战军后方医院,而后随四野部队南下至武汉。1950年左右转入中南荣军管理局,得以与宋绍瑛相识。


在荣军医护工作中,清水千代子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心和细心。

“她在荣军疗养院当护士长的时候,朝鲜战场回来的很多人,手脚都冻坏了,惨的很。她对那伤员,巡回看护、换药啊,那真是特别的(耐心)。有很多牺牲了的(士兵),也送到我们那里去,她都会给他们一个个洗澡,希望这些士兵走的体面一点,这都是没有人要求的。当时条件特别差,遗体都放在仓库里,晚上她担心有野狗野猫进来(破坏遗体),就一夜一夜不睡觉,守到那里。”

一寸丹心图报国

1954年,清水千代子立志入党,写信给武汉市委,但由于外国人身份当时无法入党。但清水并没有气馁,又马上写信给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要求加入中国籍,经多番审查后,得到批准,并于1955年加入中国籍。

1956年,清水千代子通过上级党组织考察,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纳外国人入党,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充分体现了我党的胸怀、包容度和号召力。

“加入中国籍就得改名,当时的医生叫孟庆轩,他说清水呀,你做事认真,特别是毅力强,不如你就叫宋毅。就这样,宋毅成了她的中国名字。”


1958年,宋毅义无反顾地响应国家下放干部号召,丢下5个月的孩子,随宋绍瑛下放至潜江劳动一年。

“当时中央规定的,喂奶的妈妈可以不下放,党委做她的工作,她坚决要去,说不能搞特殊,硬是跟着我干了一年,种棉花、种麦子,累死累活,啥活都干。”

1959年1月,宋毅报名参加高考,报考湖北省中南医院,首次考试准备不足,未被录取;宋毅并未放弃,继续复习参加第二次招生考试,终被录取至武汉医学院预科班(此时中南同济医学院已更名为武汉医学院,为同济医科大学前身,后合并至华中科技大学)。

在医学院预科班,宋毅废寝忘食,刻苦学习,原本需要两年读完的预科课程,只花一年时间就全部学完,提前转入武汉医学院,进入正式的本科学习。在校期间,宋毅表现突出,多次获得学校嘉奖。


1965年,宋毅完成学业,从武汉医学院顺利毕业,被分配到武汉第七医院,而后作为医务技术骨干,被抽调至潜江地区江汉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职工医院[2],以满腔热情投入医院的建设工作。

“那时候她当连长。那真是能吃苦,医院要建设,都是体力活,她一个女同志,带着医务人员,干男同志的活儿,带头抬盖房子用的水泥预制板,那(态度)真是没的说。”

在江汉油田医院,宋毅一待就是七年,将全部热情都扑在了工作上。忘我的投入工作也得到了组织的高度认可,后来人家让她作为先进事迹的典型代表,到湖北各个地方去做报告。”


1970年左右,宋毅从五七油田调回至中南建筑工程学校卫生科,除了满腔的工作热情,耐心、细心的风格一以贯之,更能主动为集体增收节支,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工作中宋毅处处为他人考虑,对后辈多有照拂,年轻一辈都亲切地叫她“宋妈妈。”

“她从五七油田调回中南建筑工程学校卫生科以后,工作也是负责得很,一到节假日,她就跟人家(同事)说,你们都休息,我值班。她什么都搞,药房、看病、值班……公家的钱,一点都不沾,并且她还会主动想办法(为集体增收)。那时候她组织医务人员,在不忙的时候去勾女贞子(中药材名),晒干了卖到武昌中医药公司,不管卖多少钱,全都上交到财务科,所有的收据现在都还留着。她这个人,人品真是没说的。”

1986年左右,两人先后退休,此后曾旅居日本数年。旅居期间,两位老人始终关注着国内的情况,一直到回国后。两人积蓄并不多,但二十年来,每逢国家有灾难就交“特殊党费”,已经成了两人的默契。汶川地震期间,两人一次性就捐出伍万元。经年累月,捐赠证书已积攒了厚厚一摞。

“我们老了,别的也做不了,帮不上忙,就想尽到共产党员的责任。”


2016年,辛劳一生的宋毅在华中大喻园的家中溘然长逝,享年85岁。许多与宋毅医生接触过的医务界同事们纷纷以各种形式悼念,从部分节选的网络留言中,或许能够得以一窥宋医生人品之高洁。


宋毅为新中国的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人固然有国籍、种族的分别,但一颗充满奉献、善良博爱的灵魂却可以跨越阶级、意识形态,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满怀感恩  无怨无悔

“我对现在生活很满意,太满意了,国家发展的这么好,我真是没有想到,我是个有福气的人啊。”

“有福气”是宋绍瑛挂在嘴边上最多的一句话,过往的戎马生涯在他看来,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的付出,能够活着,已经是最大的幸福。此后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馈赠。谈及今日之国家盛景,老人数度哽咽,潸然泪下。

“87年的时候,我刚到日本,从飞机上往下看,人家汽车多,高楼多,还有新干线,我看了那真的(羡慕),我给我老伴儿讲,我说哎呀宋毅,我们国家如果像日本这样就好了,真漂亮。”但现在你返过头来看看,这也才30多年,我们国家的建设,已经远远地超过日本了,高铁比它(日本)的新干线更漂亮,跑得飞快,飞机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了,还有地铁,真是做梦都想不到,武汉市也有地铁了,还有十几条线。”

  “我们的领导人,不简单啊,把我们国家治理得这么好。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一进门,不是有毛主席一个坐像嘛,他把花圈放下,他弯着腰,给毛主席在那里鞠了躬,弯着腰,我看着(那一幕),很感动(哽咽)。

他在心里把毛主席放在很高,他没忘掉毛主席老人家,我这越想啊,越觉得我们建党一百周年了,不容易。”(泪)

“我这一辈子,算是共产党、人民把我养大了,我也没什么贡献,也就是跟着部队一直走过来,我现在心里能安慰自己的(是),我为革命还流了一点儿血,算是我没有被白养着,这是我唯一感到安慰的。”

“所以我想说,我们千千万万要记住,我们党的不容易。从井冈山开始,国内战场、朝鲜战场几十万人(牺牲),太多、太多了,那都是千千万万的烈士,我们现在呀,真是享他们的福。毛主席、周总理他们,那些老红军、老革命,他们得到个什么?现在我们国家这么好,他们看不到了。”(泪)

后记

访谈快结束的时候,老人微笑着说:“我设了个灵堂,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我老伴儿,都在那里,你要不要看看?”

氤氲的香味中,伟人们慈祥的脸孔和老伴儿年轻的笑脸次第排开,伴随着静谧、祥和的气氛。老人微笑着,敬了一个军礼。



  (宋绍瑛,生于1925年,祖籍山东泰安肥城。17岁在家乡参加游击队,后加入冀鲁豫军分区独立一团,任卫生员。先后参与上党战役、平汉战役、羊山集战役,并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在伏牛山战役中光荣负伤;解放后先后就职于中南荣军管理总局、中南建筑工程学校。本文由范翠璇访谈整理。)



[1] 古称上党郡,位于山西东南部

[2] 2006年更名为湖北江汉油田总医院,下设广华、五七两个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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