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人说杨叔子只搞理论，不重视实际，意思就是研究不切实际。李德焕同志作为系总支书记，有一次在全系会议上讲：“我不认为杨叔子只搞理论，他重视实际，我们既要杨叔子这样着重基础理论的人，又要段正澄这样主要工作在生产实际一线的人，也要两边都有所长的人，每种人我们都要，都要大力支持。学校要发展，不这样行吗，绝对不行！”所以说，我要感谢学校。我从校长工作上退下以后，上海有所高校想要把我挖过去，当时西安交大一个教授就说：“杨叔子挖不过来，他的命根在华工，他不会过来的。”他说的对，我是不可能过去的。

    在机一系测试教研室当主任，我们的集体很好，教学、科研、团结都好。我总结这有三点无形的规矩，一是公开承认别人的劳动，二是尊重别人的劳动，三是时时刻刻为别人着想，这三点无形的规矩一直保留至我现在所在的单位。所以说，我能当这个校长，离不开大家对我的支持，学校所做的事情都是领导班子与有关同志做的。当然，我个人也做了力所能及的，但回头看，我还做得不够。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校搞程控交换机，搞成功了，后来推出去，成立了金鹏公司，非常不错。但学校这样来办产业，不一定是个好的办法，连有关教师几乎全带走了，全赔进去了。学校主要是办学，即育人、治学、并服务社会，首先是育人。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周济同志他们搞数控，办数控公司，就十分成功。我校还有成功的例子。

    师资建设方面，我们的政策是“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孩子留人”。所以我们抓附中、附小与幼儿园的建设。尽管那时学校经济很困难，但咬紧牙关，拆了幼儿园一幢危房，盖了一幢新楼。对教师很看重，提出了“精选、重用、严育、厚待”的方针 。我认为在学校教师是基础，干部要为教师服务，但不等于干部不重要，教师是基础，但干部是关键。就好比打仗，一切为了前线，但绝不等于指挥部不重要，干部一定是为了前线，毕竟胜负取决于前线。教师队伍建设与干部队伍建设这两支队伍的建设都重要。

    邓小平同志讲过“领导就是服务”，其实“服务就是领导”。干部就是服务的。我校校领导从过去到现在，书记、校长是副部长级了，也没有听说学校配了专车。院士楼谁住？院士。校领导不是院士也不能住。周济当了院士后没有搬进院士楼，快离开学校时才搬进去，李培根2003年当选了院士，2010年才搬进院士楼。这是一种风气，是一种价值取向。所以，南三楼我们学校的行政楼似乎“过时”了，但现在不要搬，不是说它不应该搬或者没钱搬，在精神文明建设还没跟上经济发展的今天，社会上有股很不好的、众所周知的风气，南三楼是我们学校象征性的标志。将来一定要搬，什么时候，那就看条件了。

    文革中，我们学校“开门办学”，跟二汽合办了三个班，总共三个专业（机制、铸造、工企）。当时机制这个班我们学校去了30多个学生，二汽去了40多个学生，总共80多个学生，从1975年10月到1978年上半年。我是这个班总的负责人、教师，除了英语课，学生的初等数学、高等数学到专业课，我教过很多课。当时真的很困难，学生的基础良莠不齐，好的很好，差得很差，差到什么程度呢，有的工农兵学员连3的平方是多少都不知道，1／2加1／2等于2／4，不过后来他们都赶上来了。我们规定学生星期六下午上完课才能回家，星期天晚上还要上课，而且星期六下午与星期天晚上这两个单元的课都是我上的。

    这个班办得不错，三年内总学时到了1800-1900学时。而且，一年中，一学期在工厂，一学期在我校，华工学生整整有一年在二汽的工厂边学习、边劳动。力学也学得很深，甚至接触到了“分析力学”。我记得华工一名中等成绩的学员，当时分到中科院武汉分院一个研究所，业务能力比当时一些本科生还要强。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基础知识很扎实，动手能力很强。我带的博士女生吴雅，就出身于这个班，1990年博士毕业，1993年出国，如不出车祸，回国那可发挥很大作用。“开门办学”没错，但“文革”往往是开门不办学！

    我们学校能发展到今天，首先是依靠党与政府的领导与支持，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其次是依靠朋友（特别是校友）的支持与帮助，这条绝不能少；再次，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这是内因，无此即无一切。在朱九思同志九十华诞那时，我写过一篇文章《继承历史财富 不断丰富发展》作为庆贺。文章讲了办好学校，学校自己要做到4点：紧密团结，这是前提，因为内耗很少，才能集中力量干工作；把准方向，这是关键，因为不折腾，发展才会快；扎实工作，这是根本，因为走一步就是一步，成果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不懈努力，这是保证，因为日积月累，量变才会到质变。到今天看，这4点还是对的。我们学校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杨叔子口述，胡艳华、唐萍访谈整理。杨叔子，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 1993年～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