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1日，学校开学的第一天，当时我担任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改为重庆建筑大学，与重庆大学合校后为重庆大学B区）副院长，分管教学工作。正忙于部署开学后教学上有关事宜。突然接到建设部的电话通知，要我马上到部里去。只好放下手边的工作，匆忙赶往北京。

学校已经开学，什么急事要我即去部里？心中忐忑不安。猜测是否为调动工作的事。之前，部人事司领导曾找我谈话，要我到武汉城市建设学院任院长。我因家庭实际困难与不适合担任行政一把手工作为由拒绝了。会不会还是这件事，如部里再次提出，我又怎么办呢？正如所料，到部后次日，叶如棠部长约谈：提出部党组已下了调令，必须克服困难，服从组织安排，顾全大局。在近三个小时的谈话中最使我感动，至今记忆犹新的一段话是：部长问我年纪、工龄。得知我自上海同济大学1958年毕业分配至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任教（后兼教学行政管理工作）已达32年，当时已53岁。叶部长先谈到自己的工作经历，认为一个人来到世上，毕生除应尽社会家庭各种义务外，总希望留下一些值得回忆的痕迹。对于离60岁退休尚有7年的我来说，到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当院长是一次大好机遇。可施展你的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我们每个人都应以事业工作为重，机不可失。如果现在还没有信心，部长答应，我爱人工作可不调动，家不搬，户口不迁，到武汉只工作2年，如2年后仍不适应，可调回重庆工作，这样可进可退。部领导的关心与语重心长的话深深打动了我，答应勉而为之。

就这样怀着沉重思想包袱，对陌生环境、新的工作惴惴不安的心情于9月4日从北京直奔武汉，接手工作。生活上开始时暂住招待所，随后儿子从重庆七中转学到武汉十五中就读，和我一起生活，分到了家属住房。我除工作和料理自己的生活外，还要既当爹又当妈照顾儿子。其中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心中多么希望时光快点过去，2年后回到重庆一家团聚，自己生活可过得轻松些。2年后部长遵守诺言找我谈话，希望再搞2年，满一届任期。以后每2年部领导谈一次话直至1999年3月，我到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工作已近10年，才退出院长岗位。此时我已63岁，当然不可能再回重庆，就在武汉从事城市规划专业工作，直至2001年退休。

光阴荏苒，一晃我在武汉已度过21个春秋，现在已75岁高龄。反思自己勉强到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工作，后不后悔呢？答复是肯定的、明确的，毫不后悔。在自己担任院长近10年期间，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在全院师生员工共同努力下，学校发生了很大变化：办学规模，从小到大；办学层次，从低到高；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得到社会认可，生源十分充足，所设置专业完全符合国家城市建设急需，毕业生供不应求，毕业的校友在城建各条战线上发挥巨大的作用。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建设任务繁重，作为培养城建人才的学校，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学校的发展，不断提高教职员工生活福利待遇，学校师生员工团结一心，学校呈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自己工作起来信心倍增，心情舒畅。作为一名学校管理人员、教育工作者，还有什么比这些更令人欣慰呢。自己到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工作，虽然在家庭生活与专业业务上有所损失，但在另一方面得到了补偿，夫复何求。

同时，自己的劳动也得到了教职员工认可与组织上的肯定。1992年被批准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4年被建设部授予优秀领导干部荣誉称号。1999年3月从院领导岗位退下时，郑一军副部长对自己近10年工作给予很高评价与充分肯定。教职员工都对我十分亲切热情，相处融洽无间。现在我爱人退休后已来武汉，决定在武汉安家养老。儿子在武汉工作，已成家。自己年岁已高，只在校老年人协会、老教授协会担任一些工作，为老年人服务。生活过得很充实很愉快。

（作者：任周宇，原武汉城市建设学院院长 1990年～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