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原名张兴义，笔名路丁，1915年12月31日出生在武昌紫阳路的一个普通产业工人家里。父亲1938年1月弃学参加革命，和一批热血青年投奔到抗日圣地延安，加入了抗日的行列。194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1月～1949年10月的这段岁月里，父亲先后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延安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历任二战区政治部干事、科长，陕北公学教育科科员，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科员、秘书，冀、鲁、豫建国学院干部训练班政治指导员、副主任、主任，赣东北军政学校景德镇分校教育科长等职。父亲于解放后南下贵州担任省行政干部学校教育科长，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贵阳分校教育科长、政治部主任、党支部副书记。于1953年调入华中工学院参加筹建工作，文革前是学校历届党委常委。在学校先后担任过华中工学院桂林分部党支部书记、宣教科长、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副总务长兼党支部书记、校副监委书记，1982年3月后担任纪委副书记。1981年离休，享受副校级待遇，属于党的高级行政干部（行政13级，离休后为行政12级）。

   父亲参加革命前原姓张，字兴义。后来因为在延安边区的校刊和党刊上经常以“路丁”为笔名发表文章，以致后来革命战友们都称呼他为“路丁”了，连首长们也这样称呼他。所以，后来没办法，所有的历史档案记载中都记录着“路丁”这个名字。解放后父亲曾想到过更正原名，但很多部门的负责人都告诉他，没有办法更正了，你所有的历史档案记录上都是“路丁”这个名字。

   父亲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陕西等地学习和工作的时候，长期睡在西北冰冷的窑洞里。据他后来向我们叙说，当时边区很困难，很多人睡觉都没有被褥，就胡乱找些杂草铺在冰冷的窑洞里，曲卷着身躯就睡在地上，所以他那时就患上了很严重的风湿病，致使颈椎、脊椎都变形了，平常走路就像个驼背人走路的样子，腰都撑不直。当时在学校还流传着一个说法，很多人都说我父亲是因为解放前当过骑兵团长，常年在马背上生活，所以最后导致养成习惯一直弓着背。也有很多老师和同学包括一些院里熟悉的叔叔、阿姨来问我：“是不是这样啊？”其实当时我也不清楚，只有回家问了父亲，父亲才对我解释了上面那段因缘。至于那些人的疑团我一直都没有去正面应答，只是把这件事情酸溜溜的埋藏在心里，好多年了形成了一个心结也没法释怀（很多革命先烈是用鲜血和生命去交换，才赢来今天新中国的胜利。我想父亲比起那些英烈来说应该还算是幸运的）。

   全国解放后的1951年，父亲认识了当时在革命大学学习的母亲张定，经报由组织批准，于1951年和母亲在贵阳革命大学完婚。1952年在贵阳生下了我的哥哥。1953年，父亲当时还在贵阳革命大学任政治部主任时，因武汉的奶奶年事已高，特向组织申请要求调回武汉工作便于照顾母亲。当时贵阳干部奇缺，老领导想让他出任贵阳市宣传部长，组织挽留了他很久，但最终还是批准了他的要求。父亲来到武汉后，被组织临时安排到武汉大学等待分配（因武大当时住房紧缺，所以被安排在武大的一个地下室里居住）。同年12月我就出生在武大校园的这个地下室里，由于地下室常年难以见到阳光，所以我自幼都长期过着见不到阳光的日子，导致后来视力很弱。父亲被安排去华工工作时，因华工正处于筹建时期，无住房条件，所以我们家一直在这地下室里住了几年。父亲每天往返奔波，直到华工教职工宿舍建好后才迁来华工居住。

   适逢中央教育部、中南行政委员会、中南教育部考虑筹建华中工学院，1953年组织上考虑到父亲长期从事教育培训干部的工作经历，安排父亲来到华工进行建校的筹备工作。当时陆续来校的建校筹建小组领导行政班子成员包括：查谦院长（国家一级教授）、刘乾才副院长（国家二级教授）。党委班子成员包括：朱九思书记、熊小村副书记等。后又调来了：宋驹、鲁奇、孙盛海、黄礼、欧阳敏萱、彭天琦、康文斌、洪德铭、陈思可等领导同志。1955年6月成立了华中工学院党委，朱九思任党委书记，熊小村为党委副书记。1957年5月召开了第一次全院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华中工学院第一届委员会，选举彭天琦任党委书记、朱九思、熊小村、黄礼为副书记。后彭天琦同志调离华工后又由朱九思同志任党委书记。在1957年召开的院第一次党代会上，父亲通过党员代表投票正式当选为院党委委员、并担任党委常委职务，此职务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没有改变。

   父亲在筹建学校时，前期主要负责校园选址、征地、报审批等工作。记得他有一次在家里自豪地摸着我的头说：“学校这块地是我亲自参与选址的，还负责到上级部门去申报争取来的，不容易呀！那时天天往政府跑，脚底和嘴巴皮都要磨穿了。”

   记得当时通往武昌省政府只有一条宽约不到4米的弯弯曲曲的小路，周边都是乡村农舍和稻田。晚上虫、蛙啼鸣，一番田园风光。当时我家前门不到8米远，就有一条水沟。我闲时就搬一条小凳拿一根树枝，枝头用线绑上一只蚂蚱，就在沟里垂钓青蛙。侧面不远就是水田，只要是下雨，就可以在田中抓鱼摸虾。哈哈！儿时的回忆真令人陶醉。父亲有时一天要沿着那条弯曲的小路穿梭往返省里几趟（我们那时管到武昌去叫进城），整天忙得蓬头垢面的，回家就倒在床上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