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的一天，我和乡亲们正在山坡上翻地，邮递员来了，说我的高考通知书到了。当时不相信这是真的，自己不敢下山去领，于是便请别人替我去领。

拿到通知书后，我欣喜万分，拆开一看，果然考上了！我被录取到我填报的第一批次的第一志愿——华中工学院。记得当时我并未因此高兴，而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我总算考上了，没辜负父母的养育；忧的是家境贫困，可能读不起。

很感激父母宁愿自己受苦受累也要送我上大学，也多亏左邻右舍和亲戚们你1元他几角地助我成行，我才得以背着一床被子和几件衣服来上大学了。由于当时没有邵阳至武昌的直达车次，只能先乘邵阳到长沙的火车再转，加上又是乡里伢子进城，手上的钱也紧巴巴的，所以头一天傍晚到长沙下火车后，我就在火车站呆了一晚，连晚饭也不敢吃。第二天一早还是饿着肚子急急忙忙买了从长沙至武昌的硬座火车票上火车，奔向那向往的地方——华中工学院。这初出山寨的一幕太令我难忘，我至今还保留着这张1964年8月26日250次从长沙到武昌的6元的硬座火车票。

为什么要填报华中工学院呢？记得那时，我们山窝子里中学的高校招生信息很少，填报什么学校只能靠班主任的粗略引导和自己的感觉。记得填报志愿前，听班主任说，华中工学院坐落在武汉美丽的东湖旁边，风景很好。我在农村见过“江”，也知道“池塘”，就是没见过“湖”是什么样，于是凭着想看看美丽的东湖是什么样的想法填报了华中工学院。入学后不久要填报专业，报哪个？心里也没数。有个专业叫“工业企业电气化及自动化”的，这跟我小时候的印象里说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很相似，而且还有“自动化”，挺超前的，于是就填报了这个专业。现在看起来，当时虽有点可笑，但心态轻松，没有任何强制。于是，既来之，则安之，后来就一心一意地为成为拥有该专业本领的“红色工程师”而努力。

“红色工程师”这个名字是在录取通知书的附件中看到的。附件上印有华中工学院业余文工团创作的大合唱，叫《序曲——红色工程师的摇篮》。看到这，我想我以后的人生走向大概就是当“红色工程师”了。

来到学校后我发现，这里不仅环境优美，还处处洋溢着热忱、真挚、融洽和奋发的气息。但同时，由于家境贫困能否读完大学的忧虑也在脑海里盘旋。不过，没多久，我的忧虑就烟消云散了。一是我和班上一半左右的其他来自农村的贫困同学都申请到了国家的全额伙食补助（每月13.5元），我每月还有2元的生活补助。二是进入冬季后，学校又通过困难补助发给我崭新的棉衣棉裤。三是虽然气温降到零下15℃后我垫的草席挡不住寒，但在班长谢军同学组织下，全班同学发扬雷锋精神，又很快为我送来一床棉絮垫，记得是王初凤同学送的。之后，来自广东的温秉钧同学又送给我一条换洗的单裤。想起中学6年，我虽是寄宿生，但自己一直没有被子，也是班上同学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才使我挺了过来。现在我又一次次地得到了国家、学校和同学们的关怀、关心及帮助，让我感恩之心悄然聚起……于是，我开始认真地思量着，这大学之路我该怎么走下去？

由于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当务实，也很贴近学生，所以我很快就领会到：要成为“红色工程师”，在校学习时就应当自觉地沿着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方向努力，做到又红又专，毕业后全心全意地为国家、人民服务。与在中学的学习相比，我感到这是我对自身前途认识的质的升华。

很高兴，在母校的几年学习使我提升到了一个做人做事的更高层次。她为我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坚定了正确的努力方向，增强了体质，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养成了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更重要的是母校那真挚务实的育人氛围培育了我始终用认真负责的态度、踏实肯干的精神、勇于突破的思维和坚持不懈的毅力，引导我走上健康的成长之路。

正因为如此，毕业时我的感恩之心凝聚成了一句话：不管分到哪里工作，我一定要用努力奋斗、勤奋工作、多作贡献来报答党和政府的关怀，报答母校的培养，报答老师们的教育、同学们的关心和帮助。这种为母校争光添彩的报恩之心后来也就汇成了我一生中努力工作、多作贡献的动力源泉。

（秦 忆，原华中理工大学副校长，全国优秀教师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