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孙盛海，1923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后刘家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0年，当时才17岁的父亲，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投身抗日武装斗争，历任区委书记、牟平县金牛山区武委会副教导员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于1945年12月随部队从烟台渡海转战东北，参加东北新解放区的开辟和建设工作，先后担任辽宁省岫岩区区长，通化土改工作团组长，台安县新开区区长、区委书记等，为东北新解放区的巩固和建设，以及支援前线、争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父亲随军南下，参加江南地区的建设工作。1949年5月，父亲任江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第一任社会科科长，一直到1953年5月，奉调来华中工学院参加筹备建校工作，他是建校最早来的一批领导同志之一，也是一直在本校工作至离休的干部之一。父亲来校后，长时间主要分管人事工作，那时候叫人事科，父亲是学校第一任人事科科长。
呕心沥血，为建校工作奠定基础
1952年，国家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而旧中国留下来的技术人才少得可怜。当时中南几所高校规模很少，招生很少，无法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所急需的高级技术人才。中央决定：在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高校，在武汉设立华中工学院。1953年，将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等校工学院的机械、电力、电机电器及华南工学院的部分动力专业，调整到武汉来，成立华中工学院，并于1953年秋季正式开学上课。校址选定在瑜伽山南麓，当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山僻野，光秃秃的，无法集中上课，只好在原校原址上课。学校决定设立武昌本部（借用武汉大学原工学院大楼），同时分设南昌分部、长沙分部、桂林分部。时正值夏天，天气炎热，父亲常奔波在武汉、南昌、长沙、桂林等地，为总部及各分部的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总部及各分部秋季开学后的教学、行政工作顺利进行。
到1954年，一批教室、校舍建成了，有教室上课了，教师和学生有住的地方了。学校具备了一定的教学条件后，就陆陆续续把几个分部的人集中到武昌瑜伽山校本部来。人员集中以后就面临很多问题，如人员的安排，各方面的协调工作，都是由人事部门来解决，任务相当艰巨。具体而言，就是要热情地接待他们，安排工作人员引导他们报到，送他们到宿舍，送他们到食堂，送他们到财务科去借领工资等等，让他们有种到家的感觉。现在有一些退休的教师见到我时还说，我还记得，当年你父亲派人事部门的同志陪着我们找宿舍，找食堂，使我们很快安心下来，迅速投入工作。
由于院系调整时，从上述四校调整来的教师太少，无法适应教学的需要，补充和培养师资成了人事工作的重中之重。1953年，国家分配了100多名高校毕业生到校任教，因学校急需教师，这批毕业生都是提前一年毕业的。新分配来的毕业生，没有教学经验，要马上上课很困难，当时学校决定要下大力气培养教师，送一批教师出国及到兄弟院校进修。父亲坚决贯彻学校这一决定，一方面组织干部挑选一批教师到苏联去进修，学习苏联的经验。另一方面就是选派一批教师到兄弟院校去进修，比如，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大等。后来这些教师回校后都成了学校的骨干老师，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比较知名的有被派到苏联进修的马毓义教授、程尚模教授、梁淑芬教授等。马毓义教授回校后，筹建的煤燃烧实验室在全国是有名的，后来该实验室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1979年，马毓义教授被任命为华中工学院副院长。程尚模教授回校后，主攻太阳能，那时太阳能刚起步，现在太阳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程尚模教授是有很大贡献的。梁淑芬教授回校后，任教期间被调到湖北省任副省长……
绞尽脑汁，为扩充教师队伍贡献力量
随着学校的发展，成立了人事处。1959年5月至文革之前，父亲一直是人事处的处长、党委组织部的部长。父亲就一直在这两个岗位干下来。1959年4月18日，朱九思副院长受海军委托创建潜艇设计制造系，朱九思兼任系主任，为此学校想方设法，将一批研究所的顶级学者和大型企业的专业技术人才调入学校。父亲是此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为了将这批人才调进学校，父亲他们先后到全国各处出差，上至中央有关部委，下至研究所和企业。陈咸堉、晏成栋是63年初从武昌造船厂调来的，当时因为陈咸堉是搞船体的，又是留苏的，还是全国劳模，武昌造船厂坚决不放。最后父亲找到北京六机部，上面压下来，武昌造船厂才放人的。
“文革”中,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成了可有可无之人。有的被下放,有的被流放。但此时华工的党委书记朱九思同志非常有远见，在刘崑山同志的支持下，以其“爱才如命”,“高筑墙、广积人、深挖洞”的口碑广泛传闻于教育界和知识阶层。父亲带着人事处的干部为了调进教师拼命工作，很辛苦。了解到一个人才信息，马上派人把他调到学校来，即使挖墙脚也要把人挖进来，不仅为民族发展、国家建设保护了优秀的专业人才，同时为学院的大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在高教界至今仍传为一段佳话。例如,陈应天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的得意门生,很有才华,夫妇二人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聊城一个普通机械厂工作,真是埋没人才。九思和父亲知道后,马上派人把他们调到学校来任教。1981年，又公派他到英国剑桥大学闻名世界的卡文迪什实验室读博士学位,室主任Cook教授交给他的研究课题是引力方面的一个难题,过去有些学者与博士生未能解决,但陈应天终于解决了,Cook教授很高兴。1983年，陈应天学成回国时，Cook教授将实验装置全部无代价地送给我们学校。因引力实验室必须具备恒温与防震的条件，学校于1984年在校区后方的喻家山下防空洞中建成了当时亚洲唯一的引力实验室。20多年来,该实验室一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一个纯工科大学,建立这样一个理科最基础的实验室,这在全国文理科名牌大学中也是少见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受到很大的冲击，被当作“走资派”批判、戴高帽子游街等。尽管身处逆境，但父亲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直到1972年4月，在军宣队指挥长刘崑山同志领导下，父亲才被军宣队解放，回到华中工学院任人事处处长，重新主持组织、人事工作。回到工作岗位后，父亲为教师队伍和干部队伍的建设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学校教师的数量从文革初期的1100人发展到文革结束时的2200多人，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也有了大幅提高，为粉碎“四人帮”后学校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废寝忘食，为招生工作不辞辛劳
那个时候，学校人事处的职责范围是非常广的，学生入学招生、学生毕业分配、教职工的工资、档案调配等等，所有的这一切工作全部由人事处负责，所以人事处的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繁忙。尤其是招生工作，父亲抓得很紧，很扎实。为了完成招生计划，保证新生质量，每年到了招生录取的时候，一夜到天亮家里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当时人事处干部都是派到各省去招生的，遇到某些情况，比如对外省录人的时候，有招生的分数线变化问题，跟各省招办协调等等，因为各种情况复杂，招生干部拿不定主意就要打长途电话回来请示，一夜到天亮，父亲在家里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告诉他们该怎么办，很忙很累，家里人也吵得不能休息。后来他干脆一逢招生就到办公室住了，办公室没有床，就是办公桌，累了就桌上趴一下，醒来继续工作。父亲就是这样废寝忘食地工作，使得我校的招生质量得到了保证，圆满完成了每年的招生任务。
文革结束后，父亲被任命为为学校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中间有一段时间，曾经分管过基建工作。抓了学校机关办公大楼的建设，抓了学校筒子楼的建设，让当时一般青年教师也改善了住房条件。
父亲从建校开始到他离开领导工作岗位前，一直是学校的党委委员和党委常委，所以基本上学校重大事项他都是参与了。他和朱九思在一起共事时间最长。
1987年，父亲离休后，在湖北省高校老年书画协会的倡导下，热心筹办老年书画协会。他曾任武汉地区高校老年书画协会副会长、学校老年书画协会会长。由于他不辞劳苦地努力宣传组织，使得学校老年书画活动蔚然成风，书画爱好者的队伍日益壮大。1992年7月20日，父亲因心脏病猝发抢救无效，不幸逝世。
父亲一生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他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对大家都很有影响，做什么事都是以身作则。父亲是一个实干家，做起事来踏踏实实。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有布置，有检查，做完了以后，有结果了他才放手。再一个他对人和干部的使用上，根据他的德才来安排。在他手下工作的干部都是心情舒畅，而且做起事来都很努力务实。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在五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对国家和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孙肖南口述，唐萍访谈整理。孙肖南，系孙盛海之女，本文由杨叔子院士、原基建处党总书记张攀梯帮忙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