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高等教育蓬勃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尽快恢复社会学学科地位的任务。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社会学家费孝通担任首任所长，组织开展恢复发展社会学的工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校朱九思院长高瞻远瞩，抢抓机遇，率先在国内工科院校成立社会学研究室，大力发展社会学学科。

红红火火地开张

1980年夏，新中国成立后首届社会学讲习班在北京举办，成员约40人，由各省调派。主题为“现代化所需之社会学”，主要内容是介绍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工具以及外国经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信息不通我校错过了此次派遣代表赴京学习的机会。

1981年夏，北京召开第二届中国社会学讲习班，湖北省有10个名额。朱九思院长得知这一信息后，将10个名额全部争取过来，组织我校老师参加。来自全国各地参加培训的代表总共才50多人，而我校就有10个人，队伍浩浩荡荡，在培训班上引起轰动，大家都知道我们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院长高度重视社会学的发展。

这10个人的名字我还记得。负责人是余荣佩（已去世）；从老师中抽出来的有李少文、齐铁峰（后来在文华 学院工作）、黄红云（后来调到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成为武汉市有名的女强人）；从干部中抽出来的有刘洪安（当时校团委的负责人）、陈志彪（后在四川外国语学院任副校长）、宋绍萍（后在土木学院任总支副书记）、向玉竹。还有一个是孝感地委党校副校长水延凯，加上我，总共是10个人。

在这个讲习班上，我们开始学习社会学，主要是一些外国专家在这里讲课，也有一些中国解放前的老专家、老学者，如夏学銮等。

1982年春，第三届中国社会学讲习班“武汉社会学研究班”在我们学校开办，共有120多名学员。主要邀请国内社会学的一些老前辈如费孝通、雷洁琼、王康等人来讲课，还邀请了六位外籍专家。该讲习班的学员，不少后来成为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骨干和负责人。现在社会学学界公认，1982年在武汉举办的讲习班和1980年、1981年在北京举办的两期讲习班一起，为中国社会学“恢复其冬眠30年之生命力”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

1982年在第三次全国社会学讲习班期间，举行了中国社会学学会成立大会。叫成立大会有点勉强，为什么？因为解放前就有社会学学会，准确地说是将1979年成立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正式易名为中国社会学学会。

我校控制系的费奇教授，是费孝通的弟弟，研究系统工程。在中国社会学会成立大会召开期间，有一次谈话中，费孝通对费奇说：“你以后要把系统科学和社会学紧密结合起来，搞社会科学方面的系统理论研究。”费奇当时没有表态，我对这件事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我们学校搞理工科的老师对国家大力发展文科的重要意义还不是太理解。

在这次谈话中，费孝通又对我校的几个老师说：“你们学校主要就搞工业社会学吧！”他的话给我们指出了研究方向：工业社会学。他的这句话给当时研究社会学的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江苏、四川等地一些也想研究工业社会学的学者，如果写了相关的文章都会拿给我们学校社会学的老师看看。我们学校的社会学那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排名相对靠前，排在我校前面的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因为这几所学校在解放前就有雄厚的社会学研究基础。

轰轰烈烈地发展

1980年12月，我校成立社会学研究室，由余荣珮任研究室主任。1983年7月，我校成立社会学研究所，聘请知名社会学家王康教授兼任所长。王康是费孝通的助手，中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治学严谨，工作勤奋，与人为善，德高望重。1985年9月，我校成立社会学系，依旧聘请王康教授兼任系主任。系里许多同志在各项工作中，与王康联系非常密切。当时，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系的正式成员不到10个人，但大家热情高涨，整天忙着讲课、写文章、编书、搞研究，不亦乐乎，我校的社会学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1986年，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我校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授予权。

我校社会学先招研究生后招本科生这件事值得提一提。按照常理，应该是先招几届本科生，等有基础了再招研究生。但教育部说我们是工科学校，就是不批我校招收本科生。王康等许多老专家都很生气，说不让招本科生我们就招研究生，于是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先招研究生，后招本科生。1985年，用王康等人的名义招收研究生，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到了1987年，教育部才批准我校建立社会学本科生点，1988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全日制本科生。这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出现的一件奇怪的事，后来在学术同行中被传为笑谈。

我记得王康给研究生上课，一上课就强调要实事求是，要辩证地看问题。他通过列举一些历史上的和现实社会中的事例，说明必须坚决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对于任何事情，既要看到它的正面，又要看到它的反面，要全方位地看问题。这对研究生形成正确的思维方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这里，需要说说两位在社会调查方法方面很有影响的社会学专家。一位是风笑天。他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袁方教授（后来担任过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的第一个社会调查方法的博士生。风笑天在我们学校出版了《现代社会调查方法》一书，这本书是按照西方的社会学社会调查方法的体系，强调概率抽样和问卷调查。风笑天的这本书在我校出版社一版再版，在社会学界影响很大。他现在在南京大学继续做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他还在我们学校出版社出版了《社会学导论》等多部著作。我也参加了《社会学导论》这本书的编写。

另一位是水延凯。他当时在孝感地委党校当副校长，非常想调入我校，几经努力也没有成功。他写的《社会调查教程》这本书，在全国也是赫赫有名。他的这本书对毛泽东的调查方法和社会上常用的调查方法都进行了介绍，更适合一般的干部使用，所以也是一版再版，影响很大。

社会学学科最重要的一门课程是“社会学概论”，也叫“社会学理论”，这是每个学校的社会学必须开的课。那时候，雷洪主要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他和范洪出版了《社会学简论》一书，在社会学界很有影响。社会学学科第二个重要的课程就是“社会调查方法”，作为实证研究的社会学，其显著特点就是它的特有研究方法：通过概率抽样，调查少部分样本，然后再把调查的结果推广到总体。这种方法很科学，有着坚实的概率论的理论基础。开始时，主要是李少文从事“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教学。社会学的第三门课就是“社会心理学”，主要由我来讲授。1983年，我参加了南开大学的社会心理学进修班，进修班结束时，由副班主任孙非主持，我与班上的一些人合作，写出了《社会心理学教程》一书，1986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因为是8个学校教师合编，使用量大，影响也很大。后来，孙非和我意犹未尽，又在我们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社会心理学导论》。孙非的外语好，收集了很多外文资料，这本书使用的资料主要是他收集的。

这几门是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社会学课程。其他的课程也有很多，主要根据各个学校的不同特点决定专业研究方向以及相关课程。比如，当时我校的余荣佩老师研究工业社会学，“工业社会学”是一门重要的专业课。关于“农村社会学”这门课，则邀请华农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开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