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寒求学 执教名校

1915年2月25日，父亲万发贯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据考证，我家先祖应为山西大槐树移民后裔，因为我家人都具有大槐树后裔的特征：小拇脚趾甲是复型。

父亲于1924年进入江西省女子师范附小读书，1926年转入南昌模范小学学习。南昌模范小学校长王立生是共产党员，父亲担任过学生会的主席和宣传部长，在共产党领导的江西学联的支持下，父亲参加过江西省教育部门捉拿国民党的任务。

1928年初，父亲进入江西省立二中学习，并于1933年高中毕业。祖父是棉纱店店员，家里世居南昌，没有田地、屋宇和储蓄，家中生活全靠祖父工资维持，经济很拮据。当时在父亲升大学的问题上，祖父是犹豫不决的。由于家庭生活困难，祖父不但无力负担父亲升大学的费用，同时还希望父亲能早一点工作赚钱以减轻祖父的负担。但是在江西省举行的全省毕业会考中，父亲考了甲等第一名，祖父转而想让父亲升大学，多学点知识，将来会有更好的发展。父亲也坚持要继续读书，并打算选择学费较低的大学，做公读生或申请奖学金，争取在经济上不要家中负担。

1933年夏，父亲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统计学专业，该校提供伙食和制服。但当时父亲的同学们都认为学工科是最好的，毕业后靠技术赚钱，容易找工作，并且父亲的同班同学中百分之九十是进入各大学工学院的。父亲没有学工科，心里很不痛快，也不安心学统计专业。另一方面，父亲不久前曾大病一场，身体一直未恢复，受不了学校的军事化管理。基于这两个原因，进校不久，父亲便离开学校回家了。

在家中，父亲一方面休养身体，另一方面准备第二年再攻读大学。回家不久，父亲得知清华大学将于1934年开始，每年招收10名公费生，条件是家庭贫寒，入学成绩在总录取人数的5%以前，并且以后每年平均学习成绩都要在85分以上。经过努力，1934年，父亲考取了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公费生。

父亲在大学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清华大学每年发放的240元补助（第4年因抗日战争取消公费生，改为贷金）和江西省教育所每年的津贴100元（凡江西籍的大学生均有津贴）。在校时，因要争取每门功课成绩在85分以上，达到公费生的要求，父亲终日埋头苦读，每学期成绩总是在班里、系里名列前茅，尤其是数理方面的专业课成绩都在90分以上。在思想上，父亲亦追求进步，参加过“一二•九”游行，现在我家里还保留着父亲一直珍藏的几张当时参加学生运动所留下的照片。在随校迁往昆明的途中，父亲还参加过抗日运动。

1938年，父亲在昆明毕业于西南联大电机系，因成绩排名第一，留校任教。那时祖父已失业在家，整个家庭的开支全靠父亲的工资维持，生活比较艰难。他在西南联大工作时，除教学工作外，还做些总务方面的事情，经常出差，十分辛苦。他跟我讲过一件有趣的事情：一次出差途中走水路运输设备时，碰到一个做生意的老人，那个老人想佯装成父亲的父亲，然后一起走。估计是因为当时西部的土匪比较多，想让父亲保护他。

1939年，父亲和李良珍结婚。一年后，李良珍难产病故。当时父亲的经济情况十分困窘，清华同系教师便发起募捐，帮助父亲安葬妻子和抚育小孩。之后，小孩由医院代养了5个月。由于在昆明的生活费用比较高，物价还在不断上涨，医院规定半岁以上的小孩必须接出医院，所以父亲不得不把小孩送回江西老家抚养。可是从昆明回江西浒湾家中的路费生活费也难以筹到。

恰好当时清华土木系主任蔡方阴已调至江西中正大学，出任工学院院长。他那时正着手于中正大学的筹备工作，在昆明为中正大学招募教师，可以提供昆明到江西泰和的路费。迫于生计，1940年夏，父亲调至江西中正大学，任机电系助教。

母亲刘龙仪是江西永新人，外公家有些田产，家境殷实，母亲有姐妹五人，排行老三，在家里都称她三姐。外公当时将我母亲和她的几个姐妹都送往河南读中学，那个时候，一个乡下农民能把自己家的女孩送到外地读书是很不容易的。母亲后来回到南昌，就读于中正大学文法学院经济系，毕业时获法学学士学位。父亲从西南联大调回南昌中正大学后，与母亲认识并组建了家庭。

在中正大学，除正常的教学工作外，父亲还参与一些校务管理工作，曾于1941年、1943年在福建、桂林等地负责学校仪器运送等工作。1945年，日本侵略泰和时，父亲冒着生命危险为学校运送仪器。抗战胜利后，中正大学由宁都搬回到南昌，父亲在泰和担任接运工作。

1943年和1947年，父亲两度在刘乾才教授领导下筹办学校的电厂工作。1949年5月南昌解放前，父亲一直在江西中正大学工作，由助教、讲师升任至副教授，并兼任过工学院院务员和物理教员，协助蔡方阴搞教学工作。

1949年10月，江西中正大学和几个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南昌大学，父亲任南昌大学电机系主任，于1951年晋升为教授，1952年获评校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