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6年到华中工学院工作的。1951年，中山大学派我去哈尔滨工业大学跟苏联专家学习。到哈工大的第一年专门学习俄语，由苏联教师用俄语教课，同学之间要求日常会话也要用俄语，为以后学习专业课打好语言基础。崔崑是从武汉大学派去学习的，两校同属中南地区，编在一个班，崔崑是班长，我是学习委员，我们是这样走到一起的。一年后即分专业学习，时值院系调整，我随有关苏联专家到大连工学院学习物理化学，崔崑则留在哈工大随苏联专家学习金属热处理。

1954年学习结束，我回到中山大学任助教、讲师，崔崑被借调至北京钢铁学院担任苏联专家翻译两年时间，于1956年回到华中工学院工作，同时我也调至华中工学院化学教研室。

当时华中工学院的化学教研室仅承担全院基础课——普通化学，其后才逐渐增加化学课程。我开始讲授物理化学课，这是一门理论性较强、较难学习的课程，我尽心尽力上好每堂课。上课之前，我先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如先行课程的学习情况、学习基础等。虽已教课多遍，备课时仍注意阅读文献资料，重新组织教案，撰写讲稿，课后写教学日记，内容有：学生掌握教学内容的情况、哪些内容还不清楚、听课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学生作业的分析、测验结果的分析等，为讲好后面的课做参考。我还注意教书教人，帮助学生提高战胜学习困难的信心，有时还到学生宿舍去看看，了解学生的情况。

我负责化学教研室的工作时，注意做好群众工作，干群关系比较好，大家都很团结，气氛比较融洽。一些老教师在大家的关心帮助下，思想进步都比较大，工作积极性高，当时的校刊对他们的经验也有所报道。

由于我在教学和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成绩，1960年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和湖北省人民委员会授予我“文教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出席“全省文教群英会”，“文革”后补发“劳动模范荣誉纪念证”。
1964年高等教育部发出《关于积极进行教学改革的意见》，学校领导结合学校情况实际提出了改革的原则和步骤，先进行试点，树立了赵学田、我、刘多兴等三位教师为教学认真、业务过硬的先进典型。

1965年，湖北省组织了一个去苏联和东欧的访问团，有各方面的人员，大学和中学教师各一人，我是其中的一员，带队的是当时的武汉大学党委书记。访问团是以“民间旅游团”的名义出去的，通过访问，了解到他们的社会情况、对中国人的态度等。访问回来后，我在学校组织的大会上做了报告。

1965年，学校任命我为教务处副处长，这就意味着要离开教学岗位，专搞行政工作。我本人喜欢教学，而且有了一定的经验，被学生认可，而搞行政工作，既非所愿，又非所长，但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去教务处工作。我当时分管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教材建设，与任课教师联系，听他们的课，提出一些建议，给学校反映情况。之后不久，“文革”开始。“文革”后，我在教务处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

1980年，学校增设了一些理科专业，任命我为理化系主任。1983年，化学系单独成立，学校让我担任化学系主任。我调回化学系后，因筹建专业，工作千头万绪，没有时间再去讲课，全力做好教学管理工作。

化学系原有的条件很差，需要按化学专业教学计划的要求，一门一门地开出课程，开办好每一个教学环节，譬如实验课、实习、课程论文、毕业论文等。当时教师缺乏，我一方面积极引进人才，另一方面实行能者为师，自力更生。原有的教学用房，远不能满足建设专业的需要，我积极争取领导支持筹建化学大楼，与其他两位同志去北京高教部答辩。化学系在1987年培养出第一批化学专业的本科生。

在此期间，学校提出了深化教学改革的要求。我组织教师研究讨论后，认为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各门课程、各个教学环节孤立地进行改革已有明显的局限性，应从培养目标的全局出发，进行综合改革，是教学改革的一条新路。综合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体优化，即从培养目标和业务规格的要求出发，对课程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验教学、学生思想工作等方面进行改革；另一方面，教学改革不是一门课、一个教学环节孤立地改，而是从各门课程、各教学环节间的分工、衔接、联系、配合上综合地改。根据上述指导思想，由系领导，在明确教学计划、优化课程结构的前提下，重点抓了四大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分析化学）的综合改革。此项教学改革于1989年获得湖北省教委的“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我是解放前中山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又是全国首批跟随苏联专家上研究班学习的，若不是搞行政工作兴许在学术上会有些成绩。当有人谈及我做行政工作是否“吃亏”时，我平淡地说：“管理工作也需要人做，这是党的工作需要。人是要有一点牺牲精神的，我不后悔，我把系里的教学行政管理工作搞好了，并不亚于在某一学科上作出成果，而且让我们系里更多的老师当上教授、博导，出教学改革成果，出科研成果，不是也很值得吗？”

1988年，我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岗位，退休了。1989年底，学校筹办老年协会，需要我主持这项工作，尽管当时身体健康尚未恢复，但还是毅然接受了这项任务。经过几个月的积极筹备，1990年1月老协正式成立，我任副会长。

老协成立初期，没有经验，没有经费。我和同志们商量，要把老协办好，必须多开展一些活动。我和同志们一起积极活动，到一些部门筹款，并得到了大家的支持，获得了一些经费。考虑到对老同志而言，健康最重要，所以老协首先抓老年保健工作，请校外医生讲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的常识，举办保健讲座。老协还结合形势，请校内专家多次作形势报告。为了丰富退休老同志的生活，老协又陆续开展了一些文娱活动，举办交谊舞会，成立了合唱队、舞蹈队、服装表演队等，这些团体每星期都开展活动，在一些节日还组织联欢会，台上、台下一片欢声笑语。一些校外的比赛活动，我都是亲自带队。在我校老协开展的活动中，参加人数之众、项目之多、坚持时间之久，在武汉高校首屈一指。除此之外，老协还积极向校领导和有关部门反映退休同志的意见和要求，促进学校落实离退休同志的待遇政策。

1994年，我被中共湖北省委高教工委和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评为“先进老协工作者”，并授予荣誉证书。我在校老协义务工作十年后，于1998年再次“退休”。

我认为我的思想基础、为人处事、对人对工作的态度与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我的父亲和母亲均曾留学法国多年，父亲朱志沂是中山大学教授，为人忠厚，母亲关爱莲是取得勤工俭学经费出国读书的，1926年冬回国，母亲悉心抚育我们姊弟5人。抗日战争期间，为逃避战乱，又随学校迁移，经历无数艰难险阻，解放后才过上安定的生活。

1954年，母亲参加了居委会工作，1956年入党，当年担任居委会主任，直至86岁才辞去，历时40年。居委会没有工资，但工作极为繁杂，母亲尽心尽力，乐于助人，因而深得领导和群众的信任，曾多次被选为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等，并多次被评为广州市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等。

母亲在居委会工作40年间，写下了三十多本、字数达百万的工作日志。她辞世后，工作日志已被广州市档案局收藏。广东省出版集团新世纪出版社将其日志整理加工后，于2009年出版《街道年轮》一书。在此后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该书被国外出版商看中，于2011年出版了德文版。此后，该书被大英帝国图书馆等国外多家图书馆收藏。

一个留法知识分子，放弃有收入的工作，甘于数十年如一日，无偿做街道工作，她热爱党、无私奉献、不求索取、工作极度负责、对人热情诚恳、勤于学习，对我们后人有很大的教育和激励。

这些年来，当国家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时，我和老伴崔崑积极捐款。有的是学校组织的，有的是看到报纸电视上的消息后，我们自己想方设法去捐助受灾群众。除了捐款，我们也会根据对方需要，捐助字典、图书、爱心蚊帐等物品。

近年，我和崔崑感觉到年事已高，经过商量，打算把一生结余的钱捐献出来，回馈社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深化教育领域的改革，健全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我们了解到，我校目前家庭经济贫困的学生还比较多，所以决定将多年的积蓄420万元，捐赠给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委员会，用于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28名优秀的贫困大学生（材料学院20名，化学学院8名），每人8000元，这将有助于解决他们暂时的困难，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2013年年底已开始执行。我们殷切希望这些同学珍惜时间，勤奋学习，健全体魄，提高人文素质，学好本领，热心公益事业，增强社会责任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自己的贡献。

（朱慧楠口述，佘亮、贾丽颖、吕思祺访谈整理。朱慧楠，化学与化工学院退休教授，曾任原华中工学院党委委员、教务处副处长、化学教研室主任、原华中理工大学化学系主任等职，1964年被学校树立为“三摆”活动中三个典型之一，被评为“好党员、好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