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常常夹珠算算盘的教授

    每学期安排教学任务，要计算每位教师的教学工作量是否饱满均衡。学期结束，他要按工作量，计算每位教师的教学酬金。当时学校的教学酬金很少，正因为少也就珍贵，要算得准确无误。那时的教研室没有教学秘书，更无教务科。办公室只有一位“全科”办事员。一切杂事堆在一人肩上，哪有时间计算工作量和教学酬金呢，只能是主任亲自操持。陆先生常夹一个算盘进出办公室，这既是陆先生的独有特色，也是数学教研室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现在华中科技大学许多院（系）的教授都有单独的宽敞明亮的工作室，而院长、系主任的办公室就更大一些了。数学与统计学院的教授们，也有单独的工作室，只不过是旧一点罢了。过去可不是这样，一间办公室，所有的东西都挤在里面。各课程的活动，常在办公室周围的走廊里进行，教师们自搬凳子一围，就是活动场所了。陆先生任教研室主任期间，常在走廊里带领教师们举行教学研讨会，每两周一次，雷打不动。他自己常做专题讲座，讲解数学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讲解教学中的技巧。除他的专题讲解外，陆先生还组织教师自己交流，逐章逐节讨论其中的教学法问题，最后把讨论的内容，指定主要发言人整理成文，油印出来，作为教学参考资料，陈列在资料柜内，供教师参考。走廊里的教学研讨会、交流会，培养出一批教学骨干队伍，形成数学教研室重视教学技艺的优良传统。

    文化大革命结束，老校长朱九思重返领导岗位，为了提高教师和学生的外语水平，他推行用外语教材教学，公共基础课也是这样。《高等数学》课先后选用过两本原版英语教材，因为深浅度不合适和篇幅过大，使用数次后被停止。学院决定自己动手编写内容合适、份量恰当的外语教材。谁来挑这副重担呢？这担子可不轻。对英语视、听、说并不十分难，但用英语写出数学教材却不容易。陆先生在工作面前，一贯不考虑得失，只要是工作需要，别人不愿干的，责任二字常使他勇于担当。他在会上说：“看来，这事只有我硬着头皮干了。”他一句话就这么定了。当年的5月份确定此事，9月初开学，教材要到学生手中，最迟8月中旬教师要拿到备课，工作给他的时间不到3个月（其中还要印刷时间）。武汉的6、7、8三个月，正是炎热的夏季，陆先生硬是面前一盆冷水，肩披一条湿毛巾，日以继夜地工作，按时完成了一套全英语《微积分》教材的编写任务。

低职称领导高职称教授，老主任新主任共同工作

    1957年陆先生接任室主任时，他还只是一个讲师。教研室有二位正教授，其中一位是留日的；四位副教授，其中一位是留美的。这些正副教授都能接受他的领导，认可他的工作。除有党支部支持他外，与他以身作责、谦虚待人、公平公正处事不无关系 。

    1980年成立数学系，学校为了扩大数学系在外的影响，同时培养高质量的研究生，老校长朱九思邀请著名数学家徐利治教授任我校数学系第一任系主任，陆先生任副主任，分管工科面上的教学。徐教授当时是吉林大学教授，那边还有任务，不能全身心来校履职，只能来校短期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回原单位去。每当徐利治主任来校后，陆先生必定和我前往徐教授下榻的校招待所二号楼（当时接待外宾用），亲自向徐教授汇报教学方面的工作（我当时也任副主任，管本系数学专业的教学工作）。而且常用下级对上级说话的口吻：“徐老师，我们来此向您报告一下系里的教学方面的工作”，徐教授也很客气，急忙说：“不敢，不敢，不要说汇报了，咱们一起研究研究吧！”每次，我们三人总是谈得非常热烈高兴。

党的知心朋友，永不褪色的老模范

    陆先生一生党组织靠拢，服从党的领导，工作上处处按党的原则办事，按学校的要求办事。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数学系每次评选先进，选劳模，名额总少不了他，党员提他的名，群众投他的票，他不肯当也得当，陆先生家里的劳模、先进证书一大堆。他常说：“你们评我没有什么意义。评我，我是这么干；不评我，我也是这么干。把名额评给别的同志，可以起到鼓励作用啊！”

    我1958来到数学教研室任教，时年24岁，在陆先生的领导和帮助下我学会教书育人，从这点上说，他是我的老师。1977年我提升任教研室副主任，我是他的副手。1980年建立数学系，他被任命为副系主任主管面上的教学，我被任命为副系主任主管数学专业的教学，我们是忘年交的同事朋友。以上回忆的每件事，我都亲眼见过，亲身参加过。他的品格、他的精神、他那爱国爱党爱同志的质朴情操，深深地感染着我，教育着我。
    
    （樊孝述，1934年出生。曾任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数学系副系主任长达11年时间，退休后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教学顾问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