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经过“大串联”、“造反”、“夺权”等一系列派系斗争，社会动荡，人心混乱，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派系斗争照样进行，甚至更厉害，工业生产几乎瘫痪。高校从1966年起就停止招生，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原本我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但经过文革时期差距更大了。这引起了党内、社会上有识之士的担忧，邓小平复出后提出各条战线要全面整顿，抓生产，抓教育，抓科研，各项工作有了起色，人们重新见到了希望。1971年我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故在1970年就把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参加“斗批改”和劳动的教师逐步调回学校，参加教学和科研工作。在这个大背景下，学校考虑到社会发展、学科发展和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从无线电系抽出部分专业成立了无线电二系（八系），还成立了激光科研组、加工中心（自动换刀的数控镗铣床）研制组等。1973年，成立了自控系（九系），由文革前任副教务长的陈珽任主任，蒙万融、邹海明任副主任，我和张太行任党总支书记和副书记。一年后又提龙国斌任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当时各系都有工宣队员，我系党总支副书记也有一位是来自武重的纪师傅。自控系下设四个教研室（专业），一个计算中心，一个电控厂，办公室，共150多人。其中教师120多人，实验员2人，干部30多人。
成立之初，困难确实很大。办公室干部配齐了，却没有主任。办公室地点定在南二舍一楼101—106室（当时各系办公室都设在学生宿舍内），但室内却什么都没有。幸好无线电系办公室在南二舍西头，书记是潘昌志，他知道这情况后，主动借给我们一个房间临时办公，以解燃眉之急。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才有了稳定的办公室。刚开始时，工企专业带来1971、1972两个年级三个班的学生，仪表专业也带过来两个年级两个班的学生，1973级招生在即，要招四个专业五个班的学生，而辅导员一个也没有。找人事处要人，他们却说要自己解决，我们自己先物色对象，做好工作，再由他们调配。那时教师都不安心工作，别说招辅导员了，但必须在九月初开学前解决，问题真难。因为我曾在教务处、组织部都呆过，熟悉的人比较多，所以找到了佘杏元，他是兼职的，专职的还有龙国斌和陈立志，招到了这三个人当辅导员。刚开始他们三人都不太想来，经过我们再三动员，他们才愿意来。像龙国斌本来就是工企的，他政治素质、工作能力各方面都不错，我们做了他的工作后，他同意了。佘杏元的情况是，我明确对他说让他担任1971级学生辅导员，1974年学生就毕业了，所以他只用做一年辅导员。这样算基本解决了辅导员的问题。过了两三个月，工作逐渐理出头绪，学校才任命了李绍姜老师任办公室主任。后来因为他长期两地分居的原因，李老师还是调回湖南工作了。
1973年已是文革中后期，社会上还是比较混乱。今天批某某，明天反某某。学校是文革重灾区，教师被称为“臭老九”，社会地位低下。又因为国家经济困难，长期没有加工资。我系约150位教职工，工资在100元以上的仅4人，60元以上的仅15人，绝大多数是50多元，1969、1970届留校教师只有40多元，收入少，经济压力大；中年教师两地分居多，跑月票的多，住房又紧张，家庭压力大。由于这些原因，造成教师队伍不稳定，要求调动的多。学校发展又需要增加教师。我在自控系任职期间，调进（包括毕业生留校工作及分配来的）调出共约40多人。自控系的教师虽然面临以上问题，但大多数同志还是以工作为重，在问题没有解决前，照样积极工作。除完成正常教学任务外，还完成了很多科研任务，取得了较大成果。
1977年3月，我在襄阳地区南漳县参加农业学大寨的“基本路线教育”活动，我校总的带队人是朱九思同志。回来后，学校领导就通知我春节后到基础课部任主任（正式免去自控系主任，任基础课部主任的通知大概在1978年5月才发）。我在自控系实际工作只有三年半左右，时间短，又隔了快40年了，很多事情已经不记得，或记不清了。现把我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讲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尽管社会较混乱，问题很多，但大多数人仍在积极工作
各教研室除了要完成教学任务外，还参加了学校的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如自控教研室就有六位教师一直在激光科研组工作，有的后来干脆就调到那里工作。还有的教师参加武钢均热炉等研究工作。工企教研室有五位教师和机一系一起搞加工中心的研究工作，有的也就留在机一系了。还有两位老师长期在上海搞连杆称重去重自动化工作，取得较好成绩，该成果还到欧洲去展览过。还有两位教师长期在电控负责技术工作。计算机教研室接了个较大的课题，是通过地震测量结果，用计算机算出油田位置及储量，还同自控专业一起参加武汉氨制厂的科研项目。仪表教研室1971年初才成立，当年就招生，教学压力大，但也搞了不少课题。计算中心则围绕“DJS121”进行工作。
二、厂校合办试验班
1975年，我校的机制专业、工企专业等与二汽合办试验班。我系工企专业派李浚源老师长期在那里负责，其他任课教师有教学任务就去。学生是75932班的同学，他们报到时就去了二汽发动机厂，和二汽的学生合在一起学习。当时二汽还没有正规生产，条件较差。开始时问题不大，时间一长学生意见就大了，他们觉得“自己是华工的学生，却连华工的门也未进”，所以吵着要回来。学校就派陈珽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张凯和我去二汽做工作。当时二汽发动机厂厂长是李岚清，和我校韦启文老师是大学同学，韦老师是我的邻居，我就请他给李岚清写了封信，说明我们去的目的，请他协助解决。到二汽后，李岚清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亲自陪同我们参观了发动机厂，还派人派车陪我们参观了二汽其他工厂及十堰市。我们两边一起做学生的工作，学生们才慢慢安定下来，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三、计算机学科的一些情况
我系的计算机专业是搞设备的（属硬件），计算中心是搞编程的（属软件）。计算中心搞编程的当时只有六七个教师，也没有招生。邹海明提出若真要搞计算机，软硬件都必须有，而社会上需要软硬件人数的比例至少是3：1，故建议学校开办软件师资班，为成立软件专业作准备。学校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全校各专业的1973届学生中抽调了20人，从我系抽了仪表专业的韩宗芬同学、工企专业的朱德全同学到该班学习。另外又从武大毕业生以及其他学校和单位调来教师充实计算中心的师资力量。到计算机专业从我系分离时，计算中心已有20多位教师了。机一系有个精密机械专业，为给计算机配套，改为计算机外部设备专业。计算机教研室支部书记谢延杜调到该专业工作。1976年左右学校把有关计算机专业合并在一起，成立了电子三系（十系），不久又和自控系合并。由于计算机发展很快，社会对计算机人才需求量大，最后还是分开，单独成立计算机系。
四、计算机房建设
为办好计算机系，并在全校推广计算机的应用，1973年我校买回“DJS121”计算机，据说几乎占了当年全校教学设备费的近一半。该设备要求高，要无尘（灰尘极少）、恒温、恒湿。学校专门在南一楼二楼建了个机房，地面铺了地板，窗户是双层玻璃，还专门在一楼建了个制冷室，由一个电动机带动压缩机制冷，专供机房用。工作人员出入机房要换鞋换衣，要求极严。那个年代经常停电，说停就停，极易损坏计算机，为使计算机能正常工作，学校要我们专门派人去电业局，讲清计算机的重要性，经多次沟通，后来电业局同意从喻家山片的团山水厂牵根电线过来，问题基本解决。
当时的“DJS121” 机要求高，体积大，操作又复杂。它的功能我估计不及现在的电脑。它编好的程序不能直接输入，要把程序用穿孔的方法刻录到纸带上，然后再输入计算机，麻烦极了。计算中心有15个工人，就是为制冷和穿孔服务的。计算机技术发展很快，“DJS121” 机也很快就淘汰了。
五、电子学教研室的调整
电子学教研室原设在电力系，可能因为电子学是自控系四个专业的一门重要技术基础课，学校决定把电子学教研室划到自控系。1990年左右，又把它划到无线电系。
六、基础课教师下专业
1975年左右，基础课（数、理、外）、技术基础课（制图、电工基础、电子学）教师下到各专业教研室，和专业教研室共同制定教学计划，执行教学计划。可能是为了让基础课更了解专业，使教学更有针对性。但没有多久，就不搞了。在我系有的基础课教师想搞专业，不想回去，但学校决定了，不得不回到原来的教研室。
七、典型产品组织教学
自控系开展组织教学活动，各专业选一典型产品，围绕它组织教学，这一做法，大多数教师并不认可，搞了不久，就停下来了。
八、唐山大地震
1976年暑期，仪表专业有一个班到天津实习，带队老师是佘杏元、刘征明。唐山大地震当晚，我和张太行、龙国斌三人正在办公室（那时各系分管学生工作的老师、辅导员几乎天天都在学生中间），突然接到在天津实习学生家长的电话，问学生在天津的情况，并告诉我们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他们医院已动员医务人员参加救援工作。我们当时还不知有此事，只能告诉他有情况随时通知他们。第二天我便向当时的校党委副书记王树仁同志汇报，并要求去天津。王书记立即同意了。但当时天津交通已中断，实习队后来绕道平安回校后，我们才放心。据他们回来汇报，实习时学生们的住房紧紧挨着一幢大楼，地震后房子歪了，他们的住房幸好有大楼挡住，靠着没有倒，有惊无险。而住在大楼另一头的另一所大学的学生，就没有他们幸运了，伤亡较大。我校学生还参加了当地的救灾工作，受到了当地政府的表扬。
我在自控系工作仅三年半左右，距今快40年了，有很多事情忘记了，以上讲的也不一定很准确。但我保留了我工作期间的教工名册和1973级至1976级学生名册，它们可以帮助我回忆一些情况。以上内容供大家参考。
（钱衡弼口述，李旭玫访谈整理。钱衡弼，曾担任自动控制系首任党总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