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同济医科大学校党委、校行政作出“关于在全校开展向优秀共产党员、神经生物学家艾民康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长江日报》也发表了“燃烧的人生”、“想想看，把什么放在第一”等文章，号召向艾民康学习。

艾民康教授早在1958年就患有严重肺病，曾做过三次胸腔手术，取掉十根肋骨，切除一侧肺，当时医生预计他至多只能活两三年。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他仍然选择要为祖国医学多作贡献。在之后的30年多年里，他仅靠一侧肺顽强拼搏，勇攀科学的高峰，令国内国际同行敬佩。他是我国运用现代组织化学先进技术研究中医针灸原理的先驱者，也是我国科研教育战线上的一位佼佼者。近期我们采访了艾民康教授的第一位硕士毕业生施静教授，也让我们了解到他是怎样对待科研、对待学生的。

1983年我本科毕业，当时应届生不能直接报考基础医学部的硕士研究生，必须要有两年的工作经验，所以我先留校到针刺镇痛原理研究室工作了两年，当时研究室主任是艾民康教授。1985年我考上艾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我是他带的第一届硕士生。硕士毕业后，我继续留在针刺镇痛原理研究室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艾教授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前辈，他在学习上和工作中给予我的指导和影响，使我受益至今。

艾教授那时50多岁，他身体虽然不好，仍一心扑在工作上，非常朴实严谨地去做研究做实验。他每天基本上都在实验室里度过，中午会回家短暂休息，晚上看了新闻联播就又回到实验室。我们那时候是早上8点上班，每次我上班时，艾教授就已经在实验室了，而且无论我多早去，他都在，所以我从来都不知道他早上几点钟就到了。一般晚上我也会在实验室工作到9、10点左右，而每次我走的时候，艾教授实验室的灯也还是亮的。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每天都会随身带一个馒头，用手绢包着，饿了就把馒头拿出来啃两口。

艾教授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非常大的工作设计的技术路线图。现在我们都是用电脑上的各种制图软件来画图，但那时没有，像海报纸那么大一张的图都是他一笔一划徒手画出来，再用彩笔涂上颜色，画工真是非常了得。我们每次去他办公室，他就指着那个路线图给我们讲解实验要怎么做，跟我们分享他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正是由于艾教授这样勤恳的研究态度，他在国内学术领域的影响力很大，我做了他的研究生之后就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并受益于他的学术影响力。

记得我刚读硕士一年级时，才20多岁，日本和北京农业大学组织了一个免疫组织化学的学习班，学习班面向全国医学专业的高校，当时去学习的有青年教师、博士生，也有像我这样的硕士生。学习班开班时每个人都要做自我介绍：你是谁，来自哪里，导师是谁？我也自报家门说我是艾民康教授的硕士生，就这么介绍了一下，我就变成了这个学习班里的一名小指导。当然也得益于艾教授平时对我们的训练，学习班的同学们也觉得我表现挺不错。回来我就跟艾教授开玩笑说：“艾教授你真厉害，让我在外面特别风光。”

还有一件事让我非常感动。1986年我读硕士二年级时，有个实验一直做不出来结果，艾教授就让我到第四军医大学李继硕教授的实验室去做这个实验。李教授是个将军，学术成就非常厉害，名气也很大。艾教授特别细心，他提前给李教授写了一封信说我是一个年轻的女孩，独自出门在外，希望给予一定的照顾。我去的那一天正好是夏时制转换的第一天，所有的时间点都打乱了，火车时刻表也是一样，晚点了很长时间，等我到西安下了火车，都已经过了12点。第四军医大学还有个博士生一直在火车站等着接我，把我送到了实验室，那时李继硕教授和施际武教授都在实验室等我，并给我安排了一间博士后公寓住下。当时我就觉得艾教授真是很细心，就是因为他的一封信，他们教研室主任和副主任两位教授都在实验室等我，而且帮我安排得特别好，这足以证明艾教授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艾教授过世之后，李继硕教授还专门到同济医学院来，想把我和我的师兄转到他那里去，因为他怕艾教授去世后，我们可能会因为没有人提携而无法发展。这也足以证明，两位教授之间深厚的感情，他对待艾教授的弟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弟子一样，把我们能不能发展当做是他自己的事情。

艾教授带的研究生不算多，第一届就带了两个硕士生，后来其中一个师兄转博了，所以我是他带的硕士研究生中第一个毕业的学生。那时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和现在不同，不是一对多，而是一对一的培养。所以虽然那时的教学条件没有现在好，网络条件也没有现在便捷，但是培养的基础却很扎实。

我准备毕业答辩的时候，他是非常紧张的。我记得在写完毕业论文准备答辩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我的工作间，开始对我提问，都是他推断答辩委员会可能会提到的问题。他一个一个的提问，我就得一个一个的回答，回答不出来的，我就要记下来，然后再到图书馆去查资料了解清楚。虽然很辛苦，而且大部分问题答辩委员都没有问，但是这个过程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

当时我的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都是艾教授亲自邀请的，有从北京医学院请的一位教授，也有我们自己学校的教授。因为经过艾教授的“特训”，所以我一点都不紧张，答辩过程很轻松也很顺利，答辩委员会对我的评价也很高。一位老师说：“因为你有过做老师的经历，所以你的报告这么好，回答问题也这么准确。”其实我哪里做过老师，当时我们研究室是没有教学任务的。正是因为艾教授这样天天在办公室训练我，才会有这样的结果。我还记得他跟我说：“答辩其实不是你在受审，而是我在受审，因为你表现得好与不好，就意味着我教得好与不好。”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

艾教授的心胸很宽阔，虽然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但是方式都很温和，从来不随便发脾气，我印象中就从来没有挨过他的训。

我记得有一次，艾教授的朋友从德国给他带回来一个抗体，当时抗体是非常珍贵的。我拿来做实验第一次就做出了非常漂亮的结果，他也很高兴，还表扬了我。但是没想到过了两天就做不出来了，而且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我查了很多资料，试用了各种方法，就是没做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时第四军医大学有类似的抗体，所以后来我就带着抗体到李继硕教授的实验室去做实验。我拿着两个抗体对比之后，才知道是我们的抗体坏了。为什么会坏呢？因为我没有保管好。我们对待一般的抗体是从零下80度的状态下融化后，分装成一个一个的小瓶，再放到零下20度冷冻保存。使用的时候在4度的环境下融化，用多少取多少，剩下的再拿去冷冻保存。但是这个抗体很特殊，融化了之后就不能再冷冻了，只能在4度的状态下快速用完。现在很多抗体都是这样，但当时我们不知道，冷冻了之后第二次再拿出来使用就坏了。后来我专门给艾教授写了一封信说明抗体坏了的原因。那个时候抗体非常珍贵，但是我没有保管好，这原本是挺可气的事情，但是艾教授完全没有发脾气，因为他看到我一直在很认真地做实验，而且努力找到了抗体坏了的原因。

我硕士毕业后留在关新民老师组里工作，不是在艾教授的工作组。但是无论我在哪个组，他仍然把我当成他的弟子来要求。我记得在我刚生完孩子的那段时间里，因为要照顾年幼的小孩，所以经常早上8点半才到办公室。那时我们的办公室都是门对门的分布在一条走廊上，房间都很小，艾教授的办公桌又靠近房门，所以他只要大声讲话，其他办公室的人都能听见。每天早上8点不到，他都会坐在办公室里用他特有的河南腔大声喊：“施静，施静。”有人就会告诉他：“她还没来。”等我到办公室了他们就转告我：“快，艾教授叫你了。”我就急冲冲地跑到他办公室，说：“艾教授，啥事？”他说：“没事，我就看你来了没。”其实他不是有事情找我，只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不能因为生了孩子就松懈下去。这样喊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了，就请了个阿姨，每天一清早把孩子送到阿姨家去，再赶到办公室。现在想来，和我自己一贯的状态相比，当时确实是比较松懈的一段时间。他没有批评我，但是也让我感到压力，用这种方式让我跟着他的节奏走。
艾教授除了关注我们的学习状态之外，同时也很关心我们的生活。他心很细，特别善良。他对人的好不是大张旗鼓的表达，而是润物无声的细致。

我本科刚毕业时，实验室的位置特别偏，晚上不是很安全。那时我们几个年轻人晚上都会在实验室里面学习，看书看文献，我一般都是最后一个才离开，但是我每次走的时候艾教授都还在实验室。我那时并不在艾教授的工作组，所以我以为他是不了解我的。但是有一次研究室开会时他专门表扬了我，说：“如果我们所有的年轻人都像施静这样，每天晚上都在实验室里认真学习，我相信都能做得很好。”之后他又跟我说：“你每天晚上走得那么晚，我特别担心，所以等你走了之后我再走。”我当时特别感动也很诧异，没想到一位老教授能那么细心。

还有一次我们支部在艾教授家过党组织生活，开完会后，他对我说：“你留下来，我有事跟你说。”简单说了些事情，也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就顺便让我在他家吃午饭。其实他那天留我干嘛呢？就因为我一个人是单身，没有家，他想让我在他家吃顿饭，改善一下伙食。我现在还记得那次他家煮的是牛尾汤，那也是我第一次吃牛尾汤。吃饭时，艾教授还拿起一根牛尾让我猜是什么，我说是脊柱，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讲脊髓。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在做疼痛的脊髓水平调控机制研究，他就现场教学来给我讲。

艾教授身体一直不好，他有一侧的肺切除了，所以只要是一个小小的感冒，呼吸就不顺畅。但是，即使是他生病了，我们也要到他家里去汇报工作。他精神状态一直都很乐观，每次他生病时跟他聊天，无论是说到身体不好，还是呼吸不好，最后都能聊到神经递质（我们的专业）上去。

他最后过世也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引发了肺部的问题。当时他在医院综合楼住院，有两次他找我去聊天，我印象很深刻。那两次聊天时他的状态和原来就有些不同，完全不讲学术上的东西，聊的内容全都是做人的道理。我想跟他讲讲自己实验的进展，他也不听，基本上屏蔽了这些内容，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现在想来他可能对自己的那次住院没有信心。

在我与艾教授接触的短短七年时间里，虽然看到的都是身边的件件平凡小事，但感受到的是他为学的优秀品质和为师的崇高风范。

（施静口述，王涛访谈整理。施静，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主任，曾任基础医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