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治学严谨，办校有方，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教育学生爱国爱校，恭信勤朴，共赴国难，培育了大批青年才俊。他坚持独立办学的理念，以“学校不言政治”为挡箭牌，坚决而又巧妙抵制国民党当局对学校渗透，多次领导和支持了抗日爱国的学生运动。为此，父亲多次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恐吓、查信、抄家，两次被当局解聘。1939年至1943年，父亲在洞庭中学任教，当了四年多校长，兼教物理。在日寇大兵压境进攻湘西的紧急关头，为抢救祖国青年，父亲带领几百名师生和家属自带几十支汉阳造步枪两次逃难，步行经西岩、绥宁、会同等县。父亲和师生一路唱《义勇军进行曲》，同台演话剧岳飞、放下你的鞭子，一边避难一边上课，坚持到日寇投降才返回武冈，为国家保护、培养了一批人才。据武冈巿史志办公室编纂载：“这是一所在抗日烽火中创立、在国难中成长壮大的学校。学校从沦陷区聘进一批著名教师，这些教师身受国破家亡之难、仇日爱国，其中还有抗日中坚共产党人，如殷德饶、易昂、陈一平等人，教师队伍是当时省内第一流的。学校取得连续两年毕业会考全湖南第一的好成绩，从此名冦三湘四水”。该校创办者、爱国将领李明灏曾致信父亲：“幸吾兄有龙马精神，水牛身体，钢铁意志，丝绵手段，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以赴之，此洞庭之所以有今日也”。在醴陵西山渌江书院任校长期间，父亲整肃校风，严格校纪，启用新人，抵制国民党当局干预，学校面貌一新。半世纪后，当年风华正茂而今白发飘逸的学生，聚集一起还撰写了《殷德饶办学事略》一书，交醴陵巿委、市政府，并组织到汉向从教五十年的老校长祝贺献礼，赞其“五十年如一日培杞梓于四荒，声誉远播泽敷楚湘”。在洞庭教化学的喻科盈先生评价父亲说：“殷德饶走到哪里，哪里就得铙”，霍霍响，有声有色”。父亲在谈到这一段从教经历时说：“要办好学校，必须全校师生共同努力，要共同努力必须有理想、追求，要胸怀大志，全力以赴。一个人没有理想、追求，等于行尸走肉，就如同一个死人，没有灵魂。”

     1948年父亲参加了党的地下斗争和争取程潜、陈明仁将军起义工作，经孟树德（后为湖南师范大学书记）、李石静（后为湖南大学领导干部）介绍，重新加入了共产党，以湖南同乡北大同学、爱国将领程星龄（后为湖南省副省长）的物质调剂委员会为掩护，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周旋于醴陵、长沙之间，策反陈潜家乡醴陵的国民党县长和当局要员，为湖南和平解放做了大量工作。之后，组织上考虑他的教育背景，派他隨余志宏（后为武汉大学副校长、哲学系主任）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接管湖南大学工作。当时校长是李达，父亲先后任主任秘书，副总务长，协助抓教务总务，抓教舍和校园建设，在岳麓山留下辛劳的足迹。

    1953年2月院校调整时，父亲调任华中工学院，华工成了他后半生生活工作奋斗的地方。父亲先后任三校建校规划委委员、建校办付主任、华工副总务长、总务长。当时高校实行两长制，即教务长、总务长，对院长负责，委任状是教育部长蒋南翔署名的。

    父亲先我们家属一年多到武汉。建校办先在武大办公，后搬到华工西边建校工地。母亲携我们子女是1954年发大水时乘船辗转从长沙到武昌的。那时的华工给我的印象，形同乡下，虽有山水，但一遍荒凉。记得我到汉后入学华工附小四年级，老师以喻家山为题要大家做作文，同学们都感到实在难写其美丽之处，有个同学站着朗诵，开门见山：“喻家山，光秃秃的山……”。一句大实话，全班大笑，老师愕然。

    我们全家搬来了，总难见忙碌的父亲。记得父亲因劳累染肺病吐血，大病初愈就回到工作岗位。母亲总担心他的身体，但他全身心用在了筹建上。当时是査谦、朱九思、张培刚先后任建校办主任，我父亲是副主任，还兼建校办秘书处长。为完成当时九万方的校舍建设任务，他日以继夜工作，亲自参加了校园的整体规划设计、土地征购、教舍兴建、工程监理工作，和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们一道，热天一身汉、雨天一身泥，喝塘水，吃食堂，住工棚，保证工程顺利进行。父亲几次赴京跑高教部，申报规划，争取资金。为节省建设需大量建材的运费，父亲率干部实地考察，坐小筏船探渡东湖，最后确定了由长江至东湖的运输捷径，节省了运输成本，保障了建设所需。按照校统一部署，父亲落实计划，精心组织，教学设施、校园配套、园林绿化、职工宿舍都安排得有条不紊，使来自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武汉五所大学的几千名师生得当以安定工作学习和生活，保证了1953年秋季按时开学。父亲深知大学“师为尊，生为本，德为魂”、“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非常重视教师和学生宿舍的规划建设，把教学区和家属区分开，将教授、副教授、讲师对应领导干部级别，分别住甲乙丙丁房，突出照顾师资，保障学生，各居其屋，现在华工东西南北的大格局就是当时定的。学校年复一年地组织全校师生搞绿化，父亲是具体组织者，他依托华工苖圃这个当时管绿化的部门，组织全院大搞植树造林，并从南京釆购了一批宝塔松等名优树种。父亲说：“百年树木，十年树人，大学要有大绿，坚持植树造林，喻家山可比岳麓山。”当年我们附小学生种的树，现也已参天成林了。记得一年冬天，突降大雪，为防积雪压死树木，朱九思院长深夜打电话给父亲，父亲即连夜组织职工全院除雪，撑树保苗。华工是一片荒地矗起的大学，水电路，医院商场幼儿园，都是白手起家创业的。在父亲遗留的信件中，有两封是当时在京开会的朱九思院长写给文亲的信，重点是谈在武汉这个“大火炉”，如何用好沥青修建华工的路网，他们之间专门就此事多次用书信往来，足见严谨务实的态度！记得有一次，我去华工露天电影场看电影，这是华工当时最奢侈的文化享受和露天大会议室。文亲在放电影前作报告，通报后勤工作，布署防汛绿化工作，强调要多栽树，搞好水土保持，要修膳排渍设施，否则会“水漫金山寺，水淹喻家山”。父亲用浓浓的长沙普通话引经据典，获得全场掌声。父亲长年抱病工作，靠复方降压片维持血压，因工作紧张劳累，1964年患脑出血进医院，病未痊愈又忙碌在工作岗位。父亲作为华工的建校工作负责人之一，作为高校的后勤部长，作为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实是求是，励精图治，遇事同群众商量又敢于负责，工作严格要求又十分关心干部和工人，对同志既坚持原则又十分注意团结，为创办新中国高等学府表现了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祟高使命感和杰出的领导才能，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殷老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