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子的良师益友

    天琦同志是“12•9”运动的参与者和大学生中的组织者之一，后来又长期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工农从事武装斗争，是一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干部。来华工后，他对广大青年学生自然怀有深厚的感情，亲自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1955年和1957年两次纪念“12•9”的大会上，他给在座的师生生动地讲述了当时爱国学生英勇斗争的事迹。特别是在“12•9”运动22周年纪念会上，他对到会的2300多名学生和教师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结合自己参加“12•9”学生运动和深入农村与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组织和发动农民参加武装斗争和地方政权建设的亲身斗争经历，讲述了青年学生如何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以及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历程。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革命斗争事迹使广大青年学子深受教育，大家纷纷表示要自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957年，学院党委领导分工下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天琦同志负责联系机二系师生。在11月16日晚餐时，他出现在东边小饭厅，同学们围着他提了许多问题，他都一一作了回答，还反复强调同学们有什么困难、对学校工作有什么意见一定要及时反映，学校一定尽力解决。他在11月20日下午又到机二系参加长达三个小时的班会，认真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还认真做记录。班会结束后他又和同学们一起返回宿舍，了解同学们生活上的困难。机二系的学生用“彭副院长和我们在一起”报道了这次班会，他们说彭副院长很容易相处，他对我们一些小问题都很关心，大家再一次体验到党对我们的亲切教导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1960年，天琦同志带着我和张启明（学院科研科科长）乘船到上海参加上海交大、南京工学院和华中工学院三校联合设计火箭的会议。我们整天生活在一起大约有一周的时间，使我对他性格、品德和作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当时已是八级老干部（十三级以上为高干），但生活简朴，性格直爽，平易近人，真诚待人。回忆几件小事使我深受教育。在会议结束时，我向他建议到商场去买两斤上海糖果带回去给他的孩子们，却遭到拒绝。他说：“武汉有什么他们就吃什么。”我们从学校出发前，鲁奇同志对我讲：“彭天琦身体不太好，患有肝炎，要多注意他的健康状况。”所以当船行至九江码头时，我发现药店有肝炎糖浆，就主动替他买了两瓶。从上海返校时，上海交大相关负责人送我们到码头，有一段马路不平坦，开船后我对张启明同志说：“打开天琦同志的皮箱看看，我担心糖浆震漏了。”果真被我猜着了，有一瓶的盖子震松了，漏出来的糖浆都被那套当时算最好的粗呢中山装吸收了。我当时好紧张，准备挨批，只好如实报告，他却对我和老张微微一笑，说，算了，回家后要鲁奇拿去洗一洗一样穿。他这种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对青年人的关心和爱护使我至今难忘。

    （李德焕，原华中理工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