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百年历史长河中，有两位泰斗级人物，他们的成就铸就了同济的辉煌，他们的名字令后人高山仰止，而他们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情宛如一汪清澈的小溪，汇入同济发展的滚滚洪流，为人们所传颂。

在裘法祖院士诞辰100周年之际，同济人再次想起这两位杰出的老人——被称之为“同济双璧”的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外科学之父”裘法祖和德国自然科学院院士、中国超微病理学的奠基人武忠弼。

虽然专业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不同，但在同济医学院百年辉煌的历史上，留下了他们杰出的名字，也留 下了他们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情，直至他们生命的终点……

外科与病理——事业情

提起裘法祖，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说过他的传奇人生，耳熟他的跨国婚姻，并神传其“不多开一刀，不少缝一针”的“裘式刀法”：裘老动刀，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一定完好。

1936年，裘法祖从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赴德国求学，1939年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以一等优秀成绩获博士学位。二战期间，他以医者的仁爱和智慧挽救了40多名犹太囚犯的生命。1946年，风华正茂的裘法祖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在回国的船上他就因成功拯救二位斗殴的年轻人的生命而蜚声上海滩，这使他回国后立刻应聘为上海中美医院外科主任。从这时开始，在离开同济十年后，裘法祖的命运与同济紧密相连。

在祖国的怀抱里，裘法祖的才华和对医学尤其是外科特有的天赋发挥到极致。时至今日，武忠弼夫人、当年曾是裘教授学生的杨宜娣教授仍能生动地回忆起当年裘教授在讲台时的情境：“他只拿一支粉笔，一堂课讲下来思路清晰、逻辑慎密、语言干脆、生动形象”，然后粉笔一丢，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给学生留下洒脱的背影和无尽的回味。

裘老的人生精彩更体现在神圣的手术台上。上世纪50年代，他开创了我国晚期血吸虫病外科治疗新途径，为上百万患者开辟生命之路；70年代，他主持门静脉高压外科治疗，手术时间缩短3小时，治愈率提高到80％以上，这一成果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80年代，他主持的肝移植在相当长时间保持“手术例数最多”和“存活时间最长”两项全国纪录。他被认为是外科全才，开创了很多被称作“裘派”的手术方法，一位与他共事多年的老教授深感佩服地说：“（裘老的）整个手术干净利索。一场手术下来，几乎没有废动作，体现了极强的手术驾驭能力。”

在中国做医生，尤其是做外科医生的，几乎无人不知裘法祖的名字，因为他们是读着裘法祖写的、编的或者主持编著的书成长的。作为一个医学教育家，从上世纪70年代，他就将注意力投往为医学生编好教材这一领域，从80年代他担任全国临床医学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达20余年的时间里，组织编写了46本规划教材，主编的《外科学》分获教育部和卫生部全国院校优秀教材奖；参与主编《黄家驷外科学》被誉为中国外科学的经典著作，荣获全国科技图书一等奖及首届国家图书奖，是外科医生的“圣经”和案头必备。

裘法祖之所以赢得世人的尊重和景仰，在于他高超的医术，更在于他高尚的医德，他常说：“医术不论高低，医德最重要。医生在技术上有高低之分，但在医德上必须是高尚的。”文革后，他多次回忆巡回医疗时的情景，“我一生为很多人看过病，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农民病人。他们受着生活贫困和疾病的双重折磨。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他们找我时的痛苦表情，当时就感到无形中有一股力量和责任要求我一定要挽救他们的生命。”就是这种大爱，让他对病人始终充满热爱，对生命充满尊敬与关切，他曾以77岁高龄单腿跪地为病人触诊；对求医的病人，“能不开刀就不开刀，能开小刀就不开大刀”。他以妙手仁心，获得“人民医学家”光荣称号并获医德风范终身奖。在日月含悲的汶川地震中，也是他生命的最后半个月，在对地震伤员的会诊中，他关切而仁慈地伏身询问伤员的镜头，定格了他最后的人生。

提起武忠弼，许多同济人至今仍然记得这位精神矍铄的“小老头儿”。武忠弼个子不高，瘦瘦的脸上永远带着爽朗的微笑，即使年过八旬，无论他走到哪里，始终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他用开朗、自信、从容的笑声征服和感染了同济人，感染了德国人，感染了湖北乃至全国许许多多医学同仁。

武忠弼常常自称是“同济的儿子”。1934年在同济附中上学，1939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同济，而后在战火中随着母校从上海到昆明，又从昆明到今日的李庄，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在战火中奠定了自己事业的基础。1945年，武忠弼从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先后师从中国病理学鼻祖谷镜汧教授和吴在东教授学习病理学。1946年，学校迁回上海，谷镜汧教授介绍了在东南医学院的杨述祖教授来院，担任病理学馆教授兼主任，一个当时已是著名病理学专家，一个是刚留校的助教，这只有“两个人的病理学馆”，并随即开展了病理活检工作和准备着教学工作。那时，病理活检和尸检报告仍然仿照原德国留下的旧例，一律用德文书写和登记。

正是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和非常工作，奠定了武忠弼日后超强的学术功底，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病理学界的显赫地位。他早在50年代就引进电子显微镜，开创了超微病理这一新的学科方向。1972年，他在参与设计和执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古尸研究工作中，提出了生物化学、寄生虫学、病理学和电镜室等共同参与，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了甲等奖。1975年6月8日，武忠弼受时任湖北省省长的紧急召见，主持新发现的西汉古尸的剖检和研究。为此，他曾先后往返荆州不下20次，主持完成了全部研究工作，并最后编著了《江陵凤凰山168号墓西汉古尸研究》一书，于1982年由国家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继马王堆古尸后的第二本古尸研究专著。

武教授在临床与病理学科的结合互促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先后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常务委员、中国电镜学会副理事长。他领衔主编了《病理学》、《中华外科病理学》、《超微病理学基础》、《超微病理诊断学》、《免疫病理学》等病理学专著，主译了德国病理学家魏纳与里德合著的《病理学》和《里德病理学》、《肺癌：切除术、形态学与预后》等著作20余部，其中许多是病理学的扛鼎之作。

在1946那个秋天，已担任上海中美医院外科主任的裘法祖，与同济大学医学院年轻的病理教师武忠弼不期相遇。裘法祖在工作之余，经常来到医学院的病理实验室，观察手术时取出的活检部位，反思自己手术时的取材是否准确；而作为病理教师的武忠弼则以他特有的热情和对学术的认真与执着，取标本、送报告，在上上下下的联系中密切了与临床医生的关系，两人因事业而相遇、相识，共同开启了同济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先河，同时也开始了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