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德国——同济情

    裘法祖与武忠弼，他俩的名字总是在许多场合被人同时提起，而许多时候又是与德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裘教授在德国留学和工作十年，漂亮能干的德国妻子是被周恩来总理特批加入中国国籍。武忠弼则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被组织选派到东德攻读研究生，对德国文化耳濡目染。

    1978年，乍暖还寒，世界知名的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派出一个展团到中国部分高校进行书展，经人牵线，展团来到当时的武汉医学院（同济医学院的前称），时任副教务长的武忠弼组织12名曾经留学德国的教师与出版社代表座谈，当双方以流畅的德语顺利交谈时，德方负责中国事务的代表THEODOR女士惊呆了：“我们在武汉发现了一个会讲德语的小岛！”“多年来一直寻找的同济医学院在武汉！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原来，翻开同济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与德国文化交流、共同发展的历史。自从1907年德国军医宝隆博士在上海创办同济医学堂以来，从医学堂、工学堂到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但是1952年院校调整后，同济医学院逆江向上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成中南同济医学院。与德方联系的同济大学则成为一所工科大学，德国人纳闷了：同济的医学院还存在吗？她在哪里？

    1978年的这个传奇见面的消息传回德国后，德方立刻邀请当时的武汉医学院派人访问德国。从此，裘法祖、武忠弼的后半生就与德国、与同济医学院的对德交流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次出访德国，“照单全收”。正是这一次的“亲密接触”，促使了以裘武两人带队的器官移植代表团于1979年9月带着“不得讨论合作问题，也不得访问西柏林，更不可签署任何协议”等“五不准”的条件第一次访问了德国。由于裘夫人事先以探亲形式先期回国打前站，访问异常顺利。及至有一天，柏林自由大学附属医院的Prof. Hierholzer通过报纸得悉他们正在德国考察，乃邀请裘武一行去西柏林访问，并愿意为他们提供机票及一切费用。西柏林是裘教授的爱情圣地，而对武教授来说一别20年，能故地重游，实在是求之不得。但又不敢冒然违反禁令，这还真是难为了两位智者。好在当地驻东德大使也很热心，当大使问他们是否愿意去时，两人相视一笑，急中生智，试探着反问大使：“请问大使，我们应如何处理为妥？”大使当即回答说：“华国锋主席（那时的国家主席）正在慕尼黑访问，你们如果拒绝邀请，不去柏林，恐怕不好吧！”裘武一行听后，不禁喜出望外，于次日即乘飞机由法兰克福直飞柏林。

    由于是中断联系近30多年后初次出访，加上当时的政治气候，本来代表团只是打算礼节上的走走拜拜。没想到德国人还真是认真，在交谈中，Prof. Hierholzer 主动提出，器官移植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免疫排斥反应问题，并表示愿接受同济青年科研人员去该院进修，进修结束回国时，作为陪嫁，还赠送一套仪器设备，帮助学校建立免疫实验室。更让人觉得吃惊的是，在次日告别宴的餐桌上，主人以德国人特有的认真与古板，拿出已经打印好的长达数页的“会谈纪要”(Protokoll)稿，将上述内容尽写入其中。对这种“天上掉陷饼”的事，裘武真是又惊又喜，但有纪律在先，怎么办，两人在交换的眼神中分明找到了共鸣与决心，“照单全收，立即签字”。这样，裘武作为考察团的正副团长，斗胆在这个“会谈纪要”上签了名。而后果然因为这个签名而遭至批评和通报，两人都将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至最后不了了之。

    然而，正是始于两位团长的心领神会与“大逆不道”，开启了同济医学院与德国医学界甚至政界合作的新纪元。从1979年以来，同济医学院派出赴德留学人员近600余人，其中学成回国人员约占70%以上；获博士学位的100余名；成为今天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学术和领导的中坚力量。近30年来，同济医学院与德国海德堡大学、埃森大学、开姆尼茨医院等20余家单位签订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协议，共同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并接受来自德国校际合作院校的交流实习医学生500余名。同济医学院每年也选派一批医学本科生到德国进行校际交流与实习。

    “跑破脚皮，厚着脸皮，磨烂嘴皮”，建设实验医学中心。 “文革”后的百废待新，使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重用。1981年初，裘法祖被上级任命为同济医学院院长，武忠弼为副院长，经过了多年的风雨与历经，两人终于在行政的舞台上大展宏图。在当时党委的支持下，裘武两人“共谋于密室”，提出了一个“施政方针”： 即决定为当时简陋的基础研究创造条件，以及为临床方面创建一所现代化的新附属医院。恰在此时，联邦德国科技部部长Hauck博士应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同志邀请来华访问，在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秘书长波斯特博士（Dr.Borst）等陪同下，并将访问上海同济大学。得此信息后，裘武两人异常兴奋，决定专程赴沪争取德方资助。而在当时，因为客人是官方邀请的，而未列入会见计划的武汉医学院的院长要见到他们何其艰难。在四处奔走，百般无奈的情况下，还是武忠弼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与裘法祖商量后，两人使出“杀手锏”，对上级说：“我们认识德国的豪克部长和波斯特秘书长，我们是去看望朋友的，总可以吧。”这样，两人结伴去沪，不仅见了德国客人，而且邀请到他们临时改变计划访问同济；不断访问了，而且还争取到德方当场答应赠款80万马克，资助学校建立 “实验医学研究中心”；不仅答应捐赠，因能言善辨的武教授一句话：要“一碗水要端平”，而且也捐给与同济大学同等数额的100万马克。终于三年后，由德国人捐赠援建的“实验医学中心”及附设的学术报告厅竣工于美丽的校园。

    呕心沥血，想为学校再建一所医院。作为裘武二人的另一项“施政方针”，拟为学校筹建一所现代化的第三附属医院。1980年初，经友人介绍，位于法兰克福市的德国国际医院公司（Hospitalia International）派出以该公司经理Dargatz及工程师Frisch先生为首的代表团，来校访问和洽谈合作筹建我校第三附属医院的事宜。在经过商谈之后，双方确定了合作意向，并决定分别着手进行相应的筹备工作。筹建医院的事宜历经六载，其间裘武两人4次访德，屡次赴北京，奔走于部委之间，游说于省市部直至更大的领导，个中心酸，当事人自知。及至完成了觅地、设计、从德国获得10年周期的无息贷款、签定政府级的合作协议等重要工作。其间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若不是个别关键领导的一句话让这么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止步，今天在鹦鹉州畔，会有一座现代而优美的德式风格的医院，该有多少病人会受益。每当提及此事，两位老人唏嘘不已，扼腕痛惜，甚至伤心欲绝。也正在这种艰难的努力与不懈的坚持中，两人更深化了心灵的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