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工学院计算机专业于1972年恢复重建。1971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要复课闹革命，师生都回到了学校。“文革”期间，由于学校停课了几年课，使得我校大学教育与世界水平的差距拉得更大了，上级很着急，就说要把计算机专业恢复起来。计算机专业在1958年“大跃进”时曾办过，但在1960年困难时期取消了。1972年提出来要恢复计算机专业，当时是工宣队、军宣队领导学校，干部（学校的）还没有完全解放，原校领导朱九思只可以先参加一点工作。

恢复计算机专业首先需要人，当时采取了两个办法，一个是把华工内过去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时为筹建计算机专业而送出去进修的人再抽调回来，因为在撤销计算机专业时保留了一个模拟机小组。另一个是到武汉测绘学院找人，因为测绘学院在“文革”前1959年、1960年、1961年招过3期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并培养毕业了。但“文革”中后期，因北京的军事测绘学院迁到武汉需要校舍，决定撤销武汉测绘学院，员工自找出路或由组织分配。得到这个消息后，华中工学院就去要人。当时我准备回南方家乡去了，我原来是从上海出来的，家里的人都在杭州，那时也正碰上越南战争，美国的飞机到处轰炸，杭州有个军工厂正需要懂计算控制的人员，所以欢迎我去他们那里。我到省里面去转关系，被卡住了，说已经把我分配到华中工学院了。过了几天，华中工学院来人调我，我想回家乡，没有表态。没过几天华工又来人，反复做工作，说档案已在华工，没办法最后还是到了华工。除了我，还有2个老师，我们3个在武汉测绘学院担任过计算机的教学课程，对专业比较熟悉。

1972年还处在“文革”中后期，华中工学院实行军事化编制，电子类专业人员集中在一起，叫做第4大队，下设几个小队，负责筹备计算机专业的是一个小分队。其中有华工原有老师以及我们3人共十余人。大队长是潘昌志，小队长是谢延杜，小队只有十几个人，要办专业，师资显然严重缺乏。我提出首先抓师资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因为没有教师就办不成专业，这是核心问题。但人从哪里来，一是到外四面八方去物色；二是自己培养，把过去曾进修过计算机相关课程的教师培养成具有系统专业知识的合格教师，另外从工农兵学员中选一些基础较好即已读完高中课程的学员来培养，办一个师资培训班。上报领导批准了。朱九思代表军宣队领导对我说：“招人还是要靠你，你在计算机同行中知道哪个人愿来华工，我们就去调。你尽量提，我们想办法调。师资班的人，你们去审查选人，你们负责培养。”最终我们选了20个工农兵学员组成了计算机师资班，从外面我们调了付望月，她原来在北京水电部研究院搞了好几年的计算机工作，是很难得的。还有沈品，她是北大计算机专业毕业，准备留苏，但后因中苏关系恶化出不去了。还有北大的王以治、复旦的张友仁和李克才。北大和复旦在国内大学中搞计算机搞得比较早。

在华工内，我在数学教研组发现了王能超、刘健。王能超是复旦大学一个大数学家谷起豪的研究生，他学过计算机，学过编程软件。这样，外调加校内培养未来的师资队伍将达到50名。

想把计算机专业办好，教师要有一些计算机领域的实践经验和实际动手的能力才能提高水平。经多方寻找，我们获悉我国从法国引进了戴高乐机场先进的计算机管理与导航系统的成套设备与资料，拟寻找懂计算机技术的高校或研究所，能读懂资料、验收设备，培养出会在机场运用该系统管理和导航的技术人员。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因当时我们实际接触过计算机的不超过十人。我决定迎接挑战。当时中国民航是由空军管的，而我校的军宣队正好是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派来的，我向学校请求接下这个任务，军宣队指挥长刘崑山似乎不信，我说除我本人外还有五六位老师曾先后在国产计算机上工作过，有一定实际经验和把握。刘指挥看我信心和决心都很大，就支持并从空军航空管理部门把项目争取来了。

等到资料发送到学校，我们开箱一看就傻了眼，资料有几十箱全是法文，我们都不懂法文，那怎么办呢，我就跟领导请求由学校请翻译部门把它翻译成中文。翻译过程中许多计算机的专用术语由我们协助解决，待翻译成中文后，我们负责把资料吃透，直至能按资料安装运转使用，然后就可以培养学生了。我这次是壮大胆子冒了一次险，决心逼迫我自己及我们那批未来的计算机专业师资登上国际计算机高应用水平的台阶。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们为空军民航局办了五六个培训班，教会学员正确使用系统。学员毕业后立即分配到首都国际机场和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利用已购入的戴高乐国际机场计算机导航系统对机场进行管理与导航。

这个任务的胜利完成，对我们业务的提高促进了一大步，因为这是计算机实际应用的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而且是用于飞机的导航系统管理，使全体老师懂得只有迎难而上才能迅速进步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