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必须有科学研究，否则，就算不上高水平。把华中工学院的科研抓上去，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办好学校的努力中着力的又一重要方面。

    上个世纪，前苏联的体制是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分离，高等学校以教学为主，只有高水平大学才有科研；科研由科学院系统承担，下辖很多研究所。而美国科学院下面没有实体，主要工作是评选科学院士等，研究工作交给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的大学。上世纪50年代，我们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建立了科学院系统从事科研，大学从事教学，所有大学包括北大、清华都不搞科研。1956年，国家制订科学工作12年规划时，开始把高校开展科研纳入规划，虽然只居于次要地位，但毕竟突破了科研与教学完全分离的格局。我们也开始进行一些科学研究。

    60年代初，全校教师已有1/3左右具有科研工作能力，全校80％以上教研室进行过科研，副教授以上的教师，大多承担了科研任务，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文化大革命”中，高校的教学和科研都受到极大冲击，教学停课，科研停止，就是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在1966年至1970年间，我校仍有两个重要研究课题组没有下马，人员没有下乡搞“斗批改”，并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

    1970年我被“解放”出来，负责校内的工作。不久，在咸宁搞“斗批改”的学生毕业了，教职员回来了。在驻校军、工宣队的积极支持下，采取创造条件调动教师从事科研的积极性、鼓励在科研中“啃硬骨头”、组织协作攻关发挥多学科优势等措施，推动科研工作有了新的发展。从1971年到1976年底，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动乱的年代里，我们进行研究的项目达到393项，其中完成并用于生产的146项，取得阶段性成果的105项，有25项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这是很不容易的。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校党委综合教职工的意见和建议，于1977年6月提出了“在科学技术水平上，瞄准美国著名的理工大学，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我院跨入先进的行列，对国家作出较大的贡献”的奋斗目标。1977年8月开始，学校组织部分教师对国内外一些著名大学的教学、科研情况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先后有720多名教师参加，历时半年多，共查阅了校内外的24000多份科技文献资料和数百种教材，写出了数十份共60万字的调查报告。这次调查研究，大大开阔了教师干部的眼界，为进一步办好学校、特别是进一步开展科学研究打开了思路。就是依据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校党委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汇报信，对如何办好重点大学提出了三点建议。这三点建议是：（1）在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斗争中，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等学校，能够发挥与科学院同样重要的作用，应该受到同样的重视。（2）要加强基础理论，实行理工结合。（3）发展研究生教育。这封汇报信，实际上也是实现我校跨入先进行列这一目标的基本办学思路。

    正是由于我们对科学研究的重视和科学研究取得显著成果，在1978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我校被授予“全国科学研究先进集体”的称号。那次会上只有两所高等学校获得这一荣誉，另一所学校是浙江大学。我校为这次大会准备了一个发言（后改为书面发言），题目是“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前面”，内容主要是阐述科研与教学之间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教学是指教师给学生传授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而理论知识来源于人们对实践经验的综合、分析、概括和抽象，即科学研究；人类的实践不断发展，科学研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才能不断充实、不断提高，教师水平与教学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所以说，科学研究是“源”，教学是“流”。认识了科研与教学的这种内在联系，才能对科研给予足够的重视，才能恰当地处理科研与教学的关系，真正把重点大学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

    1979年我率团赴美、加、日考察教育，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这些国家著名的大学都是综合性的，另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这些国家的大学对教学和科研并重，二者结合得很好。这些国家没有庞大的科学院系统，国家的基础研究和若干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放在大学。特别像美国，设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把大量经费给一些办得好的大学，从事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的研究，作用非常之大。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实验室，也是国家给钱，由大学管。像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规模很大，全部是国家的有关部门投资，由学校负责。又如伯克莱加州大学的劳伦斯实验室，规模也很大，也是国家投资学校管。这样做的结果是学校水平提高了，培养出的人水平也高了，也解决了国家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形成了良性循环。从国外考察回来以后，我与我的同事们抓科学研究的劲头更大了。为促进我校的科学研究，我提出科研要敢于竞争，善于转化，就是强调在发挥优势、防止从优势下降为劣势的同时，要敢于竞争，坚决将劣势转化为优势。1982年学校召开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对如何进行竞争、促进转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处理好科研中长期与近期、大题目与小题目、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取得了一致认识，就是科研中必须要有长远目标，又要脚踏实地；要重视大题目，在暂时没有大题目时不放弃小题目，有些小题目也能发展成大题目；以应用研究为主，同时又要十分重视理论研究。对于如何在竞争中打开局面，经过讨论也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要主动，要敢于啃硬骨头，要说话算数，要注意开辟新的领域，要搞好合作，要锲而不舍。

    由于学校领导重视，广大教师积极性高涨，上下认识一致，齐心协力，“六五”（1981～1985）期间科研工作又有长足发展，科研中国家重点课题比重增加，在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上有所突破，取得了一批有重大经济效益的成果。1983年，全院参加科研的教师超过1000人，科研经费突破了1000万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1984年科研经费增长到1278万元。到1985年底，学校共完成科研课题294项，有100多个项目获奖。其中：国家发明奖10项，国家“六五”攻关奖5项，国家科技进步奖5项，国防科技成果奖12项，国家部委级科技成果奖50项。

    我1979年出国考察之前就知道，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研究生的数量都很大。当时，只认为这些学校力量强，办得好，所以培养的研究生就多。出去跑了一圈，才发现除力量强，这里面还有一个良性循环的问题：学校力量强，招的研究生就多；招的研究生多，从事科研项目多，取得的科研成果也多；取得的成果多，学校的水平提高就快，学校的力量就更强，就能招收更多、更好的研究生……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在狠抓科学研究的同时，很重视发展我校的研究生教育。

    我校早在1961年就开始招收研究生，但招生数量很少，从1961年到1965年只招收了68名研究生。1978年，教育部决定少数重点高等学校恢复招收研究生，当年我校招收研究生181人。1980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开始实行学位制度，研究生教育进入了新阶段。在1981年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硕士、博士授予点中，我校有27个专业有权授予硕士学位，9个专业有权授予博士学位，有12名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1983年，又批准我校10个硕士点，4个博士点。这样，全校就有了37个硕士点，13个博士点。相应，在校研究生人数也大幅度增加，到1983年底，在校研究生已达到636人。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决定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2所全国重点大学试办研究生院。能够试办研究生院的大学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有10个以上的博士点。当时我们学校已有13个博士点，所以被批准为22所大学之一。1984年7月，正式成立研究生院。从此，我们研究生的培养教育工作进入一个新时期。

    从上述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事实可以看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学校已走上科研与研究生教育良性循环的轨道。正是由于科学研究开展得好，课题多，经费较充足，才能招收较多的研究生；较多的研究生又促进了科研的发展。科研的发展，使我校较早就拥有13个博士点，由此能够成为全国第一批拥有研究生院的学校，而这又使我校能招收更多质量更高的研究生，由此又能进一步提高我校的科研水平，提高我校的整体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