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华中工学院在上世纪70年代末率先对工科与文科、理科分离的原苏联办学模式进行改革，开始转变为一所兼具理、工、文、管的综合性大学。同时，又率先提出“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的口号，对强调以教学为主的原苏联办学模式进行改革，由一个中心开始转变为两个中心——教学中心与科学研究中心。这两项改革能够比较顺利地实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人才的储备。试想，如果没有相应学科的师资力量，怎么能把文科、理科、管理学科办起来？如果没有科研能力强的人才，怎能把科学研究中心办起来？我校能比较顺利地实现上述两个转变，得益于上世纪70年代大胆引进人才。

    办好学校，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一批好教师。1970年我被解放出来负责校内工作后，考虑到学校发展的需要，深感教师队伍的数量和水平都不够。我认为，中国不是知识分子多了，而是太少，我们的大学要办下去，要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来，就要扩大教师队伍。那时，林彪、“四人帮”正猖狂推行极左路线，鼓吹知识无用，把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或批斗迫害，或下放农村，或送进“五七干校”，或弃置不用。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引进人才的难得机会，对人事处负责人说过，眼光要看远一些，再过几年，想要人也要不到了。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顶着压力、甘冒风险，采取了被称为“广积人”的措施：听说有所大学的一些老师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就建议人事处派人前往联系，争取把这些教师调来；发动本校教师给人事处提供线索，哪里有用非所学、调来能很好发挥才能的老师和科技人员，都要尽快派干部去联系，想方设法把他们调到学校来。例如，在湖北省随县汽车改装厂车间里劳动的一位数学系毕业生，刻苦钻研，用泛函方法搞非标准分析很有成果，在厂里却是用非所学，学校人事处多方努力，最后找到省机械局请求支援，终于把这位青年调进了学校。还有在湖南一个县的农机厂里，有一位北京大学流体力学专业的毕业生无法发挥作用，而学校很需要这样的教师，但这个毕业生的爱人学历较低，调来后工作不好安排，人事处有些犹豫。我知道这件事后，当天就派人事处的教师科科长带着调令赶往湖南办理调动手续，把他夫妻俩一起调来。当时真是求贤若渴啊!就这样，从1972年开始，特别是“文革”之后，到八十年代初，我校共调进了625名教师，他们来自20多个省市的500多个单位。他们原来是用非所学，被闲置甚或受迫害、遭打击，来校都有了一展才能的岗位，很快成为教学和科研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适应了学校专业发展的需要（这时学校的专业数比“文革”前翻了一番），基本上弥补了“文革”期间无青年教师补充造成的“断层”，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近亲繁殖”现象，并在向综合性大学和两个中心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九思，1916年生，江苏扬州人。我国著名教育家，主持华中工学院工作三十余年，1953——1984年，任原华中工学院副院长、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本文写于2003年，原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