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7年考入华中工学院无线电技术专业。当时无线电技术、自动控制专业都归属电机系。入校后正是“反右”时期，但这对大学一年级学生影响较小，因而，大一的课程，如：数学、物理、电工基础及机械制图等，学得还不错。但到了大学二年级情况就变了，1958年9月，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后我们的教学秩序乱了，上面常要求学校停课去参加劳动，如：参加修筑东西湖农场的大堤、修汉丹（武汉——丹江口）铁路等。停课就是3~4周。而且学生要种菜，学校给各小班分发了锄头、铁锹、铁铲和木桶等工具。

当时学校的荒地很多，学生在晚饭后开荒种菜，我们将收获的菜交给食堂，将收的红薯上交一半，留下了约200斤藏在了学生宿舍的床底下。

大一我是学习委员，大二我是班长，参加这些活动要比一般同学占去更多的学习时间。因为没有时间做作业，课后没时间复习，前面不掌握，后面的内容有的就听不懂了。我从进初中以来就一直特别重视学习，上课、做作业都特别认真，遇到课堂上有听不懂的，下一次上课前必须彻底搞懂，现在有些课程问题一大堆，内心着急死了！但是我毫无办法，学生干部会议多，上面下来的任务一个接一个，接着又要求各学生小班都要办工厂。

无线电技术专业有两个小班（37班和38班），我们班（38班）32个同学，办了个铁氧体磁性器件厂，生产广播喇叭的磁体，兄弟班办了个生产农村广播的送话器厂。由于已学了机械制图、电工基础等课程，办铁氧体厂所需的球磨机、充磁机等学生都可以自己设计，没有把握的再请教老师。全班同学分成了好几个小组，如：技术组、设备组、基建组、后勤组等，方案全班讨论，任务分头筹备，所需资金申报学校。

当时处在热火朝天的办厂大潮中，只要合理，学校一般都会支持，因为这些设备所需资金对学校而言是小钱。由于后勤工作重要，就由班团支部书记黄道开负责。所需材料、设备加工，都是他与学校打交道，申请、报批、联系加工或购买等。黄道开有很好的对外交往的才能，只要他出马，很少有办不成的事。我在这方面远不如他。

办铁氧体器件厂的设备大部分都交校附属工厂加工，我们已经参加过金工实习，学习过钳工、车工，有的也可以由同学自己动手做。但对我们而言，办厂有两大难题，一是厂房，二是高温烧结炉。铁氧体的高温烧结，不可能在大楼、更不可能在实验室建设用于生产的高温烧结炉，而只能另建厂房。

学校一直处在基建时期，每年同时开工的大楼、房屋的基建项目总在十处以上，基建材料到处都是。校区内的大面积空地很多，建厂房的选址也不是问题。当时我们班主要在西二楼、西三楼上课，学生宿舍也在西边，因而厂址就选在西三楼南面的一块空地上，当时那儿还有个小山包。我们建了个约50平方米的厂房，这都是全班同学自己动手，打地基、拉红砖、运泥沙、砌墙、上窗、上门，利用晚饭后、星期天建造的。

厂房快封顶了，还缺少一根大梁，一天晚上约10点半熄灯后，我带领了班上的六个男同学去学校基建工地“偷”了根直径约25厘米，长约12米的杉树木材，这是下午我早“侦察”好了的。

大约晚上11点，六人抬着这根大木料，路上已很少有人，想着：“学生已经睡觉、老师也都休息，应该不会有人发现了。”我们正在东二楼与机械厂（现改为校史馆）之间的马路上往南走，突然校党委副书记朱九思从南边走过来。九思书记记忆力超强，对学校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教师都知道，如果他某天在马路上见到你，给你交待了要做某件事，看似在不经意的交谈中布置的工作，他会在几周之后，当再次遇上你时，他会问：“我上次要你办的某件事怎么样了？”我做学生时就知道这些，认为九思书记的记忆力简直神了。

现在我们遇上的正是学校这么一个很有权威的最高领导。他挡住了我们的去路，问道：“你们干什么？”我回答：“我们班办厂缺少一根梁。”九思又问：“你们是哪个班的？”我回答了，同时示意抬着木料的同学继续往前走。九思书记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了，并说我是这个班的班长。九思接着语声很重、而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们不能这么干呀！”随后向喻家山方向走了。

在我大学毕业留校当教师后，曾多次向九思书记汇报工作，我相信九思书记肯定记得我是那天晚上“偷”木梁的学生。

厂房建好了，球磨机校机械厂加工好了，但球磨机里面用的200公斤钢球学校不能生产，黄道开从黄石买回了钢球，货发到了汉口江汉关轮船码头仓库。我挑选了班上四名力气大的男同学，加我共五人，从学校借了一辆板车，拖着板车，吃了早饭出发，到武昌江边，乘轮渡过到江汉关码头，去仓库提了货。两个大木箱，一个100公斤，五人合作抬上板车，乘轮渡返回了武昌。上到岸，已过中午，肚子都饿得直叫，看到从沿江大道入中山路口的左手拐角处有一家饺子馆，我们将板车停在门口，进入吃饺子。吃了一碗又一碗，从吃饭看，不像是学生，穿着也不像，又拉着板车，而胸前又挂着“华中工学院”的校徽，店里的一位中年女老板老盯着我们看，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她终于发问了：“你们是学生吗？”我们笑了，我们太不像大学生了。

班上负责技术的小组已实验了多次，摸索出了原料配方比例：氧化铁多少（武钢炼钢的炉渣，不要钱，要多少都有），碳酸钡多少，等等；又通过实验室电炉摸索出了烧结的温度曲线和各温区的保温时间。厂房已竣工，屋顶是“人”字形，盖红瓦，其中参杂了少量青瓦，是较大较厚那种；门窗都是旧房拆下不要的；外墙是红砖本色，墙面不太平整，内墙更是参差不齐，只粉刷了一小块；电源线已请学校电工接进了厂房内。厂房内的烧结炉也建好了，耐火砖用大炼钢铁留下的，采用反射炉原理，和烧制瓷器的炉子类似，只是我们建的炉较小，焦炭已运回了数千斤，通过控制鼓风机风量来控制温度。厂房内的布置依次是：鼓风机——烧结炉——球磨机，一字排列。

钢球运回后，球磨机可以将原料磨成细粉了，一切生产条件都具备了。球磨机磨出的细粉料要放在压模内用水压机压制成型后才能烧结。水压机得用机械厂的，他们白天上班不能让我们干，班上同学就在工厂下班后去车间压制，晚上排两班。

烧结好后要充磁，要用大功率电流，实验室电路功率太小，也得晚上工厂下班后去车间充磁。全班同学齐心协力，争着加夜班，终于生产出了合格的铁氧体磁性器件。一炉可以烧结近2000个，共生产了两炉，交学校，听说很快卖出去了。

兄弟班的送话器也生产出来了。这时农村人民公社正在普及农村广播，我们两个班的产品正好能满足公社建设农村的广播网所需。这时已是1958年年底了。

1959年元旦，全班同学在由自己亲手盖的铁氧体器件厂房内迎接新年，借来一口大锅，煮了自己生产的200斤红薯，红薯甜极了，迎来了1959年的第一天。回顾1958年真是过得酸、甜、苦、辣！

课程没有停，教研室老师围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讨论教学改革，提出了“以典型产品组织教学”和“单科突进”的一些新思想，并在学生中推行。循序渐进的课程体系打乱了，基础理论课程削弱了。同学们今天做这，明天做那，脑袋中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