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终考试照常进行，由于同学们都不能集中于课程学习，都怕考试。很多活动是系党总支通过年级党支部、年级团总支和年级学生会安排布置下来。

    学生按年级组织，无线电技术专业、自动控制专业、工业企业电气化、电机电器、发配电等专业都归属“电机工程系”。没有辅导员，年级党支部是一个年级学生的“最高领导”，一切活动全是学生做主。年级团总支、年级学生会都在年级党支部的领导下工作。党支部书记陈天照，他高中时就入了党，是我们年级学生的直接领导，在学生中的威望很高。陈天照后来留校当政治老师，后担任校报主编。我留校后和他一直有工作交往。

    这些学生干部只得利用手中的权力，从考试前的一个月开始，停止一切活动，尽可能不召开会议，让所有的同学，特别是学生干部突击学习、看书、补作业。我通过一个月突击学习之后参加考试，往往考试成绩还不差，但考试过后就忘了。

    1959年春，进行了又红又专，“插红旗、拔白旗”活动，首先是自我检查，然后是相互批评，每个同学都得“过关”，对于前一段劳动、教改不积极的同学会被认为是同学中的“白旗”，会受到集中批评。

    正当我的思想惶惑之际，1959年夏，学校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讲话精神。报告先在党内传达，记得是一天下午在体育馆听的报告。我1959年3月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们班学生中入党较早的党员。听了少奇同志的讲话之后，我感觉“松了一口气”，毛主席、少奇同志终于知道学校的问题了！有希望了，学校今后将不会像以前那样乱糟糟的了。

    听说少奇同志在全国推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后，去很多地方进行了调研，之后少奇为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劳动教育问题时起草了“关于两种教育制度的谈话提纲”。1958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这一问题前后，在少奇同志多次发表的讲话中，提出了较系统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思想。即“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我想，教育部的直属高校，像华中工学院，当然是全日制学校，应该以教学为主，教学秩序不能轻易打乱。

    到1959年下半年，也就是我们大三第一学期时，教学秩序基本正常了，我们的铁氧体厂没有再生产了，校内外劳动也很少了。我这一学期担任班团支部书记，不久又担任了年级团总支副书记。

    1958年的全国大跃进之风，至1959年下半年也吹到了学校。1960年学校办了很多新专业，如：核物理、半导体、电真空器件、无线电元件与材料、无线电导航、雷达、水声工程、电磁场与微波技术、无线电遥控遥测、无线电测量仪器、陀螺仪等专业。陀螺仪是控制洲际导弹飞行的重要部件。

    初期，这些工作只是学校领导和教师的事，尚未影响到学生。新专业上马采取的方针是先集中教师搞科研，到师资条件成熟时再招收学生。

    由于师资少，到1959年底就开始抽调大四学生出来当教师了。当时大学是五年制，无线电技术、自动控制，相对于机械制造、电机电器等老专业，本身就是新专业，我校1956年才招收第一届无线电技术专业学生，大四是当时的最高年级。后来进一步扩展到抽调大三的学生了，我们班已抽调出好几个同学，1960年5月终于抽调到我了。当时我刚学完“无线电技术基础”，正在上电子线路的基础性课程，如“放大与整流”，还只学了约1/3。

    抽调出来后，我被分配到陀螺仪专业，我不喜欢陀螺仪专业，因为这只是个“部件”，我喜欢搞“系统”方面的专业。系统专业才会涉及整机技术和整体思维，我喜欢整体思维。

    我的性格是心里有话就要跟领导说说。1960年5月下旬，系总支通知我到一个科研组报到，离开了陀螺仪专业。这个科研组有七八个人，成员有班上同学王淑淇、马云秀、周明锦等，都是提前抽调出来的学生，研制一个海军单位交给的项目，我担任课题组长。项目任务是研制一部无线电导航台，已有电路图纸，记得有大版面报纸那么大的2~3张图纸，是电子管的，苏联提供的。当时刚发明晶体管，还没有晶体管电路，所有电子设备都是电子管的。可能这是当时较先进的导航设备了。

    我们买来元件，照电路图安装完了电路，但不工作，有仪器也不知道如何寻找问题和下手调试。电子线路不像机械，看得见，摸得着，同一张电路图可以安装成不同元件位置的电路板，电信号在电路中流动，看不见，也摸不着。

    在办铁氧体厂时，我们没有遇到过太大技术困难，现在就完全不同了，面对电路，脑子一片空白！因为我们连专业基础课都没有学完，根本不懂电路原理。也请过刚大学毕业分到系里来的年轻教师指导过，一方面可能由于他们工作忙，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我们的水平太低，没能解决问题。

    整天不睡觉，加班也没有用，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当时系总支书记是石贻昌，听说他解放前打过游击。每当总支石书记到科研组检查工作，我送石书记走出实验室时，总会小声跟石书记说：“我想不睡觉，明天就搞出来，但是不行呵，没有学专业课，不懂呵！要‘又红又专’嘛，派我去进修吧？”

    这时，学校已经派出一些教师到北京工学院、西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等院校进修去了。石书记听了，不批评我，也不说话。但每次石书记来，我都会重复类似的话。

    到了1960年9月中旬，总支人事干事通知我，立即办手续，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无线电遥控遥测专业进修，我真是高兴极了！当时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集中了全国最好的电子专家，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专家都集中在“成电”。从1960年9月至1962年7月我在“成电”的无线电遥控遥测专业读完了大学五年的后两年，这两年的学习打下了我大学本科的良好理论基础。

    1962年7月30日，重庆开往武汉的轮船在汉口靠岸，我回到了我将服务的华中工学院，我将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了。当我重新踏进华中工学院曾经日夜加班的科研大楼时，再看看曾经难倒我们课题组的那个无线电导航台，我不用看电路都可以猜想出它的大致原理和各部分电路的功能，即使有些特别之处，我也有信心，它完全难不倒我。

    回校以后，才知道那一课题下马了，“大跃进”期间创办的新专业多数也下马了，原课题组的人员，多数又回到了学生班，重新当学生了。

    回顾1957年9月至1960年9月在华中工学院度过的大学前三年，我不敢相信，我们班32个同学，没有老师的带领，学校也没有规定我们要办铁氧体厂，只是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鼓动下，在学校合理经费的支持下，完全依靠学生自身的能力，仅用了一个多学期，就一砖一瓦、从零开始，建成了50平方米的铁氧体器件厂房，建成了烧结炉、设计了球磨机、充磁机、摸索出了铁氧体的材料配方和烧制工艺，最终烧制出了合格产品。

    我们在办厂过程中，经受了磨练，培养了团结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竟完成了那么多的事情，现在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那是如何做到的。其解释只能是“团结就是力量”，是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是全班同学的高度政治热情，才使“不可思议”变成了事实。

    现在回想那一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往事，我认为它在教育和培养学生的能力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能完全否定，只是做得有点过头了，影响到了学生的正常理论学习，而产生出了负作用。

    另外，我们到处“偷”学校的建材，甚至屋梁，也是不对的，如果通过正常渠道向学校申领，可能还会得到工人师傅的指导和帮助，甚至学校会派车把建材运到工地，而不需要我们借板车一车一车拉了。

    1962年9月，当我回到了华中工学院这片熟悉的土地，不少我们曾经开荒的菜地建起了教学大楼或教工宿舍，校区有了围墙，与我1960年9月离开时相比，虽然只过了两年，但面貌却变化很大，学校的建设已翻到了新的一页。

    （黄载禄，电子与信息工程系退休教师。曾任电子与信息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1994 年被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