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述祖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病理学家，也是我国最早从事寄生虫病病理学研究的人，他长期从事病理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以及活检工作，数十年从不间断，为发展我国医学教育事业和培养造就病理学专门人才贡献了毕生精力。

杨述祖教授1903年5月16日出生于陕西省华县。1921年赴日本留学，1928年毕业于名古屋医科大学。为了进一步深造，他又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在著名病理学家绪方教授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鉴于当时我国寄生虫病广泛流行，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因此杨教授以寄生虫病病理为研究对象。由于他勤奋好学，治学严谨，深得导师的器重和赏识 ，校方和导师曾多次挽留他留校研究，并允以优厚待遇，但他眷恋祖国，心系国内的寄生虫病研究，乃挽言辞谢，于1931年4月毅然回国。归国后他进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继续从事寄生虫病病理研究工作。他先后进行过中华枝睾吸虫病、姜片虫病、绦虫病、黑热病、疟疾、血吸虫病等的病理学研究。1935年9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在该研究所工作期间，他还兼任上海东南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病理学教授，开始了他的医学教育生涯。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述祖教授于1946年10月应聘担任同济大学医学院病理学馆教授兼主任，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主持该校病理学馆由四川复员回上海后的重建工作。上海解放时，他积极拥护上海军管会和新市政府的各项措施。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推进和发展内地的高等教育事业，发起全国范围的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动员同济大学医学院内迁武汉，当时困难和阻力是非常大的。杨教授虽然久居上海20余年，但他毅然放弃个人在上海的优越生活条件，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央的决策，于1952年春率先举家迁来武汉，并在迁校初期的困难条件下积极开展了病理学教学和活检诊断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杨述祖被评定为高教一级教授、担任武汉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主任，还先后担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及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第五届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卫生部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湖北省分会常务理事兼湖北分会病理学会主任委员、《中华病理学杂志》副总编辑、武汉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院学术委员会常委以及基础医学部主任、顾问、院学报编委会常委等职。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中国共产党，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2年3月在他79岁高龄时，终于得偿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述祖教授为人谦虚谨慎，对工作精益求精，毕生从事医学教育事业，对教学认真负责，孜孜不倦，为人师表。他每年都坚持为学生授课，直至晚年，从不稍懈。课前他始终如一地认真备课，查阅大量资料，做好读书笔记，每讲必写出详细的讲稿。对每一章节中的重点和难点，更是博览群书，广集各家学说，向全体教师介绍，并加以评价。他对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也十分重视，为了帮助青年教师备好课，常请他们到自己工作室，向他们介绍重点、难点，以及有关的研究进展和重要参考资料，并把自己的读书笔记和讲稿借给他们。年轻人若向他请教，则是有求必应，详细解答；他对一时不太清楚的问题会立即查阅专著和文献，直至把问题弄清楚才肯罢休。他还常常去听青年教师的课，遇有问题，课后立即找他们谈，及时纠正出现的错误。在讲课或与学生接触时，常以他过去的亲身经历讲述他在进行寄生虫病研究时在农村的见闻，以及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寄生虫病防治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及农民生活的改善，通过新旧对比，以启迪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当学生遇有问题找杨述祖时，他总是那样慈祥，平易近人，给他们耐心讲课，他这种爱护和关心青年学生的事迹在校内广为流传。

杨述祖教授十分重视教材建设，早在1946年他就用德语编写了病理学讲义。上世纪五十年代从上海迁到武汉后，他及时地组织教研室教师进行教材编写，并随着学科的发展做了数次修改。同时，他还参加了梁泊强教授主编的高等医学院校教材《病理解剖学》的编写工作，负责编写呼吸、消化、造血系统及寄生虫病病理学等章节，为我国的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建设作出了贡献。杨述祖编写教材高度负责，参考了大量资料，吸取其精华；每写一段讲义都经过深思熟虑，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而且字体非常工整，他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大家的影响很深。

在科研工作上，他十分严谨，一丝不苟，刻苦钻研。他常说：“科研工作贵在严格和实事求是。任何一项科研工作只有数据可靠才有参考价值。”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杨教授就多次深入到苏北地区邳县一带的农村，对当地广泛流行的严重贫血伴巨脾的地方病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终于查明是由黑热病原虫所引起。除了寄生虫病理的研究之外，他还进行了恶性淋巴瘤、病毒性肝炎及肝癌等的研究工作，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杨述祖教授由上海迁来武汉之后，除了担负主要的讲课和科研工作之外，还领导教研室的尸检、活检工作。凡是送到他那里的复查或会诊切片多是疑难病例，他都仔细观察，反复思考，查阅专著文献。他经常深入病房，了解病情，或把病人请到办公室亲自询问和检查，虽至耄耋之年，尤坚持不懈。他对工作勤勤恳恳，高度负责，有时为了查清一个问题，确定一个诊断，常连续工作到晚上，甚至有时夜半想起一个问题而起床工作直至凌晨。由于他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细致的作风，所以误诊率很低，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常常教导年轻教师说，活检工作关系到患者的治疗方针和预后，必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对待，绝不能马虎从事。凡他认为特别疑难的病例必详细记载，亲手画图，并附参考文献，以飨他人。他从事活检工作数十年，心得笔记成堆，积累了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它不仅内容广而深，而且体现了杨教授的治学精神，启迪和激励后人，成为大家敬仰和学习的楷模。鉴于国内广大基层医院的病理医师缺少参考书，也为了把他多年来的经验留传下来，杨述祖教授于1974年倡导编写一本用本国病例写成的内容丰富的《外科病理学》。为了加强编写力量，加快出版时间，1975年决定与中山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共同编写。他主持编写的这部大型参考书分上、下两册，共约210余万字，附图2500多幅，参考文献3400多篇，前后经过7年多的辛勤劳动，才告完成，但他却坚持不用主编的名义，而且在前言中也坚持不写他个人的名字。他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部书应该用两校（武汉医学院和中山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合编的名义，以便在我去世之后有人继续改编出版。”一言道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然而，在这部书下册即将脱稿的时候，他已患胃癌，并且已经转移，但他一心扑在工作上，迟迟不肯住院检查治疗。在他病重住院期间，还抱病去印刷厂联系出版事宜；直至病危的时候，他仍一再关心着《外科病理学》的出版工作。弥留之际，当他看到印出的这部巨著时，艰难地睁开眼睛，凝神注视良久，然后慢慢地合上了双眼。在场的同志们无不感动流泪。《外科病理学》是我国大型的病理学参考书之一，这部书已成为广大病理学工作者，尤其在基层医院工作的同志必备的参考书。

杨述祖教授不幸于1983年12月5日逝世，终年80岁。他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勤勤恳恳，生活简朴，从不追求个人享受，为我国病理学的发展和医学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敬爱的杨述祖教授离开我们了，但他的品德不朽，风范永存。

（作者：邓仲端、车东媛夫妇，均系病理学系退休教师。邓仲端，1983年任病理学教研室主任；车东媛，1982年发现并报道中国首例农民肺。本文原载《中华病理学杂志》1992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