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校报上看到了“我校三学科排名第一”的消息，我非常高兴。当年白手起家兴办“光学工程”学科是一段艰难的岁月。对于“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这门学科，我虽然不太了解，但这门学科能成为全国第一，肯定有相当的实力，祝愿它发展得更好。

教育部这次公布学科评估结果，我校“机械工程”“光学工程”“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三个学科排名第一。其中“光学工程”实质是“激光”这个学科。现在，激光是很特殊的学科。除“激光”外，“光学工程”还包括其他学科。

激光传到中国以后，当时用的是英文名称的中文译名。我现在97岁，老了，记不清当时用的那个名称了。

1963年，我到北京大学参加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担任无线电系的工作组长。期间，我发现无线电系实验室有一台从国外买来的激光器。当我即将离开北大无线电系时，我向该系负责人提出，要看看他们从国外买来的激光器，名称叫做“红宝石激光器”。看了之后，我对激光有了进一步印象，觉得对这样的新技术要重视，要发展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

1971年4月，当时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学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长刘崑山指定我参加这个会，并负主要责任。参加会议的另一个人是宣传队的副指挥长。在开会期间，负责电子工业的四机部向我们提出，希望我们学校办激光专业。我很高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回学校后，刘崑山指挥长也很支持。于是，我们在1969和1970届毕业生中挑选了10个学生，白天在东一楼西头二楼的小教室里读有激光内容的书，读了一段时间，还是感觉很困难。于是，我们就派教师刘贤德到北京找四机部科技司司长要研究课题和经费。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各业务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都下放到五七干校，科技司下面完全没有研究机构。听了刘贤德的汇报后，科技司决定给120万元经费研究一个课题，就是“激光技术在半导体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回来后，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有了研究课题，就有了奋斗目标，特别是有了经费。当时的120万元人民币可以说大大超过现在的1200万元。于是，我们就盖了一幢新的教学楼，就是南二楼。盖楼前，确定这个楼的第一、第二两层完全做激光实验室。

房子解决了，更重要的是人，是有关的教师。当时学校有自主权，就确定把电机与电器专业中的低压电器部分取消，把电真空专业取消，再加上零零散散从其他地方调了一些教师，集中起来有一百零几人。

有了房子，特别是有了研究人员，实际研究工作很快就开始了。当时大家的情绪很高昂，接手了一门新学科很不容易，把实验室运转起来后，工作就上了轨道。我因为学校其他方面的工作越来越忙，就逐渐放手了激光的研究工作，但是大的方面还在管。

到1984年我离休的时候，激光技术人员远远超过100人，是一个很大的队伍。这是我根据当时的工作需要，下决心大刀阔斧，把激光研究工作抓起来的过程。以后虽然抓得少一点，但还是在抓。当时学校决定：激光作为一个专业暂时不招生，等研究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开始招生。那时候我们的教师有了经验，有了丰富的激光知识，招学生就驾轻就熟了。

另外要说的一点是，1971年，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四机部不仅提出设立激光专业，同时还希望我们办10个新专业，我们都同意了，很愉快地接受了。1971年5月，我们回到学校后，指挥长刘崑山很赞成。他只是提出了一个意见，就是雷达专业全是军用，雷达设备是军队掌握的，我们地方学校解决雷达设备比较困难，他主张“暂时不办”。除去雷达，其他几个专业他都很赞成。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有18个专业，再办9个新专业，就增加了50%强，教师明显不够，我们就决定在校外招人。当时教师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一般单位都愿意放人，刘崑山也同意在外面招人。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到1984年，共计从外面不同的单位招了600多名教师。另外，又办了一个青年教师培训班，成员为1969年、1970年毕业的大学生，招了200人，上了两年基础课和外语，然后分到各单位当教员。在外面招的600多人，再加上办培训班的200人，这就有800多教师，基本上够了。激光那一百零几人中，也有青年教师，也有外面招进来的。

这次教育部公布的学科评估，我校三门学科排名第一。其中，“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可能是同济在发展历程中办的，我不大了解。但我在这里提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十几年前，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的校友王宁临时回学校看看，我约他谈了两个小时。王宁是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到美国其他地方工作，然后按哈佛大学的条件，又应聘到哈佛大学卫生学院工作。

哈佛大学有两个学院，一个是医学院，围绕人类疾病进行教学；另一个是卫生学院，就是社会卫生与公共卫生，可见美国政府对社会卫生和公共卫生非常重视。卫生学院负责公共卫生、社会卫生，培养这方面的人才。美国各地设有国立卫生研究院，总部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各个分院没有地方政府来管，而是由卫生研究院的总部来管，经费由国家负责。他们不按照美国的各个州来设分院，而是根据每个地区的特殊情况来设分院。

美国和中国一样，美国地方很大，各地有各地的情况，南方有南方的情况，北方有北方的情况，按照当地的特点来设研究院。比如我们国家，北方每年春天有沙尘暴，但是南方没有。如果按地方来设，北方研究院分院就研究沙尘暴，南方的分院不研究，这一点我问了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的校友王平民。各个分院是按照当地的需要与特点来研究当地的问题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根据地方的需要来设，大的州也可能设两个，小的州可能设半个，所以没有统一的研究课题，而是由当地的情况来定。哈佛大学卫生学院的毕业生可以到研究院来工作。

我们同济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都在医学院，但在美国不是这样，要分开，医学院管医疗，卫生学院管各种疾病，根据各地的特点来研究问题。因此，我们同济的这个专业类似于哈佛的卫生学院，有它的重要性。实际上现在大家重视医疗，不重视卫生，其实这两件事情关系密切，但是又是分开的。

在这里，我说一说这些，作为参考。我想，为了进一步了解卫生学院的情况，也就是我们这里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究竟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和美国这两个单位联系获取相关资料：一个是哈佛大学卫生学院，一个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前者是私人学院，后者是公立机构。

为了办好我校的各门学科，我们应该和国外办得好的相同或相近学科取得联系，对国外的这些学科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说过的话，完全正确。

（朱九思口述 ，李旭玫、苏明华访谈整理。朱九思，江苏扬州人，我国著名教育家，原华中工学院党委书记 1955～1957年 1960～1964年；原华中工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1979～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