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父亲叶康民离开我们第10个年头，也是敬爱的父亲诞辰100周年，我们深切地怀念他。

   父亲1914年7月28日生于广西贺县（现贺州）莲塘一个农民家庭。因他是家中独子，爷爷奶奶很器重他，从小就送他去读书。父亲自小勤奋、聪明好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贺县八步上的高小和初中，后考到梧州读高中，1931年考入国立广西大学化学系（是该校第二届学生）。1936年，父亲大学毕业，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京都大学化工专业学习。后来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和在日本反战的中国留学生全部被遣返回国。1938年，父亲开始在广西大学化学系执教。日本侵略军占领桂林前父亲随广西大学撤退到梧州，冒着被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险，坚持在临时校舍和山涧里给学生上课。在梧州时父亲还参加了李宗仁的桂系部队兵工厂炸药研发试验工作，抗击日本侵略者。父亲后来对我说：“研制炸药是非常危险的工作，要十分小心，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抗战胜利后，广西大学搬回桂林，父亲一直在该校化学系教书，到解放前已是广西大学年轻的教授之一。1949年国民党撤退，李宗仁、白崇禧派专机来接广西大学的部分骨干教师及家属撤往台湾，父亲及家人在名单之中。当时父亲受中共地下党影响，时任中共桂东地下党负责人黄传林同志（朱九思同志抗大同期同学）做了父亲及其他教授的工作，父母亲怀着对新中国的憧憬，对共产党的热爱而留了下来，建设新中国。同时父亲还参加了高级知识分子的进步组织中国民主同盟会。当时有人还不解地对我母亲说：“现在飞往台湾的机票一票难求，你们有这机会都不走。”

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将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等校工学院的机械、电力、电机电器及华南工学院的部分动力专业，调整到武汉来，成立华中工学院。本来母亲是想去广州华南工学院的，因为南方人怕武汉冷的天气。朱九思亲自来到家里邀请父亲到武汉来。父亲后来回忆说：“1953年一天，学校通知他由桂林到武昌饭店（湖北省委招待所）开会，彭天琦同志代表中南局教育部宣布成立华中工学院，在座的同志就是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他说就这样服从组织安排来到了华工。建校初期，学校抓紧进行基建工作，所有的学生还在桂林、南昌、长沙、武汉分校上课学习。朱九思同志是桂林分校筹备工作主任，父亲是委员，父亲那时是在桂林、武昌两边跑。

   建校时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开完会后，父亲和周玉庭（广西大学调整来华工的老师）都没回桂林的家，而是直接从武汉乘船到上海去订购物理化学实验设备，建立了物理化学实验室。当时条件很艰苦，没有几个人，父亲亲自动手带领大家逐步完善实验室，保证了第一批新同学上课。

   1954年，学校部分基建工作完工，我们家从桂林搬迁至学校。桂林分校教职员工很多，学院专门包列车到武昌，朱九思同志亲自到桂林迎接。我那时一岁多，还是朱九思院长把我抱到车上的。我们来华工就住在最早的教授楼——东一区6号楼（现在大学生创业基地），那时住四家，有刘颖老师（二级教授）、高宇昭老师（三级教授）和我们家，后来潘景安老师（三级教授）搬来。

   父亲在组建化学实验室、化学教研室付出了大量心血，他是华工化学教研室第一任主任，华工化学奠基人，在他领导下化学教研室的教学科研工作在学校名列前茅。他还亲自给本科生上课，上世纪50年代毕业的学生说：“叶康民教授上课声音宏亮流畅、表述清楚，能把枯燥的化学课讲得生动活泼，听课人从来不打瞌睡。”父亲还是高教部全国高等院校教材编审委员，参与和负责高校《普通化学》教材编审工作，为学校化学教学工作在全国高校处于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父亲还编著了高等学校参考书《金属腐蚀与防护概论》，深受广大师生欢迎。

   建校初期，学校教授的家属基本都不能正式参加工作，因为学校要把岗位留给那些更困难的普通教职工家属。父亲响应学校号召，要母亲和兰碧荣（华工幼儿园第一任园长）一起去建幼儿园托儿所，义务地不拿工资把幼儿园筹备起来。我可以说是华工幼儿园首批学生。

   1960年，华工进入全国重点大学行列。学校组建六个系，父亲是第六系第一任系主任。六系有数学、物理、化学、外语、体育等教研室，以后改名为基础课部。父亲一直任主任，同时也是华工院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

   父亲平易近人、对人随和，当时六系教师都住在教二舍，他吃饭后经常去那儿走走，和青年教师聊天。了解到单身男教师多，解决婚姻问题不易，他就向朱九思书记反映。为稳定青年教师安心工作，朱九思书记决定每周六学校派专车去武汉医学院（现同济医学院）接女医护人员来学校教工俱乐部参加联谊舞会。就这样，他们六系有几个老师与同济、协和的女医生喜结良缘。

   1962年经教育部批准，华工开始招收研究生，全校一年只招收10名左右研究生。父亲招收了金属腐蚀与防护专业研究生，是华工首批招收研究生的教授之一。文革前父亲带的杨武、郭稚弧、林应新等研究生，后来都成为了国内的知名学者。

   1963年，父亲带领朱慧楠、张华民等老师到大庆油田，开展科研合作工作，与石油部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还与大连海军六机部开展舰船金属防腐科研合作，为学校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上世纪60年代，学校条件尽管还很艰苦，但对老教授们工作生活还是很重视、很照顾的，规定三级以上教授出差外出可以派小车。当时学校三级以上教授也就十多人，一共有2~3辆小车。父亲觉得能为学校节约就节约，除了到外地出差行李多叫车外，经常坐15路公交车外出。

   1964年，父亲当选为湖北省第三届人大代表。父亲还是中国民主同盟华工支部负责人，经常收集民盟成员向学校党委提出的建议良策，为学校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十年浩劫的“文革”中，父亲也未能幸免，遭到别有用心的诬陷而遭受关押。当时母亲很担心他，要五哥和我每天晚上偷偷去父亲关押的地方，趴在在窗户上看父亲。回想起来父亲还是很坚强淡定的，他的心态很好，相信党和人民。1969年父亲下放咸宁干校劳动，因他一生动手能力强、吃过苦，能适应生活，不少老师下去后病倒了，而父亲没什么事。

   上世纪70年代初，学校首批教授们解放回来。父亲又带领化学教研室老师们深入到江汉油田、胜利油田开展缓蚀剂、防腐涂料在石油系统中的应用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了石油部领导肯定，也使华工成为在石油、炼油系统方面很有影响的学校之一。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学校马路还是沙石路，朱九思书记要把沙石路改成沥青路，当时计划体制下，买不到那么多沥青，朱九思书记要负责基建的老红军辛忠贵找我父亲，要父亲找石油部老关系，于是父亲与辛忠贵一起跑了一趟石油部。老面子起了作用，湖南岳阳长岭炼油厂和湖北荆门石化帮助解决学校沥青货源，使学校马路焕然一新。

    文革后，父亲尽管已经60多岁，还为组建理化系、化学系，发挥余热做了大量工作，推荐年轻教师担任领导。他参与指导的7701复合酸化缓蚀剂获得了国家发明四等奖。从1978年到退休还带了10多名研究生，他治学严谨，重视培养学生，对学生情同父子。学生们如今在海内外化学化工专业领域成为了佼佼者，如留校的郭兴蓬、金名惠，澳大利亚的钟诗璜，美国的胡三林，新加坡的李平，北京的万平玉、刘有初等。

   1988年，父亲正式退休。退休后，他还经常去化学系，关心指导工作。他活到老、学到老，七八十岁还学电脑，学会了发电子邮件，和海外学生保持联系。父亲从教五十多年，桃李满天下，值得父亲高兴的是：2003年10月，他的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弟子20多人，专程从海内外回校为他祝贺90大寿。我记得他非常高兴，那几天与每个人谈心，问工作、家庭情况，当得知不少学生在工作中取得成绩和荣誉时非常开心。

父亲对我们子女要求严格，在我们升学、就业上从不干涉，尊重个人志向，教育我们要勤奋、自立，从来不会跟我们说你这样做或者不要那样做。他做人做事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在我们心中他是伟大的父亲，把一生献给了祖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在各行各业也做出了不少的成绩，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如今他的孙辈们也在延续他的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勤力钻研的作风，在世界各地追求科学真理。

   （叶康民，原华中工学院化学教研室第一任主任。叶澄，叶康民之子，退休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