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稳讲台，走出校门，形成特色

    建系初期，除了我们这些提前毕业和刚毕业不久的年轻教师外，就只有东二楼的几间办公室和教室。另有一位资格较老的教师，他就是我们的副系主任彭伯永，据说因为他只是一名讲师，不够资格担任系主任，所以系主任是由朱九思院长兼任的。但是，系里的日常工作都是由彭伯永抓，我们对他也非常尊重，虽然他也只是三十刚出头。彭伯永对我们青年教师要求非常严格，记得有一次他作报告，要求我们学习、备课，要有古人的“三上”精神，即“马上、枕上、厕上”。现在不骑马了，就要在“车上、枕上、马桶上”。他是借用北宋大家欧阳修写过的话来勉励我们。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他当时找到系办公室旁边一间约10平方米的杂物间，架了一张床，摆放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办公之余，就在这里潜心学习。他一般只有星期六下午才回到自己家里，星期一早来到大楼。有时星期天也不回家，待在小房间里琢磨，或把我们叫去谈话。他琢磨出的建系十二字方针，我们老一代造船人至今还印象深刻。那就是：“站稳讲台，走出校门，形成特色”。回顾我们系初创时期面临的艰巨任务和以后的发展历程，不得不佩服这位年轻系主任的远见卓识。

    首先，站稳讲台的形势确实很紧迫。为了尽快培养出急需的人才，刚建系时，就同时从学校别的专业转进1958级已经学完基础课的学生，以及1959年夏季招收的新生，3个专业总计9个班，大约有300余人。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实习迫在眉睫。我1960年8月返回学校后，迎接的一个教学任务就是带船体1959级学生到武昌造船厂实习。炎热的武汉夏天，白天要在狭小和近乎密闭的潜艇舱室里钻进钻出，还要向学生作讲解。因为当时工厂正在抓紧建造原苏联提供图纸的03和33型潜艇，苏联专家已全部撤走。所以，晚上我还应邀给工厂的设计技术人员讲从大连刚学到的潜艇结构设计计算方法。时任技术科长的王荣生同志（后来曾任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也经常来听课，这给我很大的激励，使我增添了以后站稳讲台的信心。接着便开始了频繁的教学任务,包括1957级提前毕业由其他系调入的青年教师相应专业课程内容的讲授，船体专业1958级、1959级舰船强度与结构设计专业课的授课，并参加带船体专业学生实习。那几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学校晚饭后是经常停电的，只有等半夜来电后再到大楼去备课。虽然尚未做到学习、备课的“三上”精神，但也投入了全部的努力。当时造船专业的重要专业课程，都是由刚毕业的年轻教师担任，据我记忆有梁淑芬（80年代后期提拔任湖北省副省长）担任舰船摇摆、操纵课，程尔升担任舰船阻力、推进课，易德明担任舰船设计课，骆东平担任舰船结构课，张蕾丽担任舰船工艺与船厂管理课等等，都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教学实习也是建系初期面临的一个困难工作，特别是造船专业的舰队实习。我当时在系里兼任教学秘书，协助系主任管理日常教学和实习安排。为落实学生的舰队实习，第一次到海军司令部军外教育处联系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接待我的是军外教育处魏澎处长，一个带着墨框眼镜、和蔼可亲、已有很多花白头发的长者。他耐心看我们的计划，并仔细询问实习的要求，时间可不可以有些变动等，然后立即和有关舰队基地联系。他的这种雷厉风行作风和办事效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我又去过多次，对我这样一个年轻人，魏处长居然总是亲自接待，真是使我感慨不己。学生到了舰队，安排上也有很多困难，这么多人的吃住就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女同学的安排。记得在1963年，1960级学生赴北海舰队实习，舰队安排我们在舰队食堂就餐，师生们吃得喜笑颜开，有一个学生早餐竟一顿吃掉十个包子，被传为笑谈，要知道当时武汉还处于困难时期，师生的粮食都是定量的。

    1959年建系时招进的学生于1964年顺利毕业，标志着站稳讲台的目标基本实现。老教师较多的船舶内燃机专业，率先走出校门，与武汉柴油机厂合作，开展了风冷柴油机的研究，并与省工业厅联合成立柴油机研究室。1965年由陈咸堉、程天柱、晏成栋三位老教师带队，组织船体、船机、船电三个专业的部分老师，带领1960级的学生，到广州“新洲渔轮厂”进行以实船设计为任务的毕业设计，队伍浩浩荡荡，当时号称“杀向南海”。我和张维衡老师也承接到南京港务局接待贵宾用豪华游轮减振研究任务，并于1966年带领部分学生结合毕业论文继续本项研究。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奉调提前从南京返回学校，该项研究没有最后完成。另外，我记得还有薛中川、闵美松等部分老师和长航科研所合作，开展了纵流压浪新船型的研究。总之，大家以饱满的热情和干劲，走出校门，试图通过科学研究和实船设计来充实和锻炼自已，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