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6月21日，姚永政教授出生于浙江绍兴，在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后改名为浙江医学院）读书，毕业后到卫生署（解放后改称卫生部）工作。之后，他又先后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留学、到英国进修。霍普金斯大学他去过两次，是在工作期间以公费送出国留学的。他于1948年到上海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当教授，创办寄生虫学馆，并任寄生虫学馆主任，成为我国人体寄生虫学的奠基人之一。

发现“瘴气”是恶性疟

   姚永政教授的一项重要科研成就是发现“瘴气”是恶性疟。1935年，姚永政到云南任疟疾研究所所长。研究所设在云南省芒市（处于中国和缅甸交界的地方）。云、贵两省有一种叫做“瘴气”的病，民间传说是因为不好的空气引起的。那时当地土匪很多，曾经有人在野外做研究工作时被抢劫。由于姚永政教授当时是代表卫生署带领科研人员到云南、贵州两省开展工作，目的是为了保障当地人民的身体健康，因此云、贵两省政府派了武装人员保护他们，以确保调研工作安全顺利地开展。经过调查研究，他们证明当地的“瘴气”是恶性疟。疟疾有三种，即间日疟、三日疟和恶性疟。间日疟是隔天发作一次，三日疟是隔两天发作一次，病情较轻，而恶性疟持续高烧，病情较凶险，得病后如不及时治疗，能致人死亡。《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孟获交战，蜀兵感染的疾病可能就是恶性疟。因为姚永政教授发现云南、贵州的所谓“瘴气”就是恶性疟，查明了病因，这种病就好治了。

发现中华按蚊有两种类型

   姚永政教授的又一重要科研成就是发现中华按蚊有两种类型。蚊子最常见的有三类，一类叫做库蚊，就是晚上咬人的蚊子；一类是伊蚊，就是白天也咬人的蚊子；还有一类是按蚊，它传播疟疾。中国有40多种按蚊。其中有一种按蚊称中华按蚊，分布地区广泛，全国差不多都有这种蚊子。武汉的按蚊只有一种，就是中华按蚊。中华按蚊是我国传播疟疾的常见蚊种。姚永政教授对中华按蚊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丘陵地带的中华按蚊喜吃人血，在平原地带的中华按蚊喜吃牛血，喜吃人血的中华按蚊传播疟疾比较厉害，而喜吃牛血的中华按蚊传播疟疾次之。进一步研究又发现，中华按蚊产出的卵面有差别，有窄卵面，有宽卵面。窄卵多滋生在比较清亮的水里和丘陵地带、山区的溪水、灌溉沟水中。宽卵多滋生在稻田、池塘、水沟等地方的水中。宽卵面型的中华按蚊喜吃牛血，窄卵面型的中华按蚊喜吃人血。

证明中华白蛉是我国传播黑热病的重要媒介

  姚永政教授的第三项重要科研成就是发现中华白蛉是我国传播黑热病的重要媒介。1933年，姚永政从英国回来后，在苏北清江浦（今属淮阴市）建立了黑热病研究站。经过研究，发现中华白蛉体内有天然感染的黑热病原虫的鞭毛体，因而在中国首次证实中华白蛉是传播黑热病的重要媒介。白蛉在我国有20多种，而中华白蛉是我国黑热病流行地区的常见蛉种。姚永政教授研究中华白蛉的生活习性时，发现它的栖息地方主要在室内，这是它的弱点。此后，针对中华白蛉主要栖息在室内的这一弱点，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消灭它，因而在1958年，我国就宣布基本消灭了黑热病。

发现传播血吸虫病的“姚氏钉螺”

   姚永政教授的第四个重要科研成就是在广西发现了传播血吸虫病的“姚氏钉螺”。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沦陷，卫生实验院从南京搬到广西南宁。在对新兵进行体检时，在一个新兵的粪便中发现了血吸虫卵，得知那位新兵的籍贯是广西宾阳县王灵乡，没有去过其它血吸虫病流行区。姚永政教授就带着助手到那里去调查，发现那里是一个血吸虫病的流行区。姚永政教授在该地区发现了钉螺，该地区的钉螺尖端呈红色，与其它地区的钉螺有些不同。后经美国螺类专家鉴定，认为这种钉螺是一个新种，就取名为“姚氏钉螺”以表示是姚永政教授发现的。

在我国最早出版三本寄生虫学专著

   在寄生虫学著作方面，姚永政教授出版了三本书，一本是《人体寄生虫学教范》，一本是《实用医学昆虫学》，一本是《人体寄生虫实用图谱》。他的这三本书是中国寄生虫学方面出版最早、影响较大的参考书，为中国培养寄生虫学方面的人才起到了推动作用。《实用医学昆虫学》后来又出了第二版，是我帮他写的，内容较第一版丰富。另外两本书在我校的图书馆已找不到了。有位叫周钦贤的美籍华人教授，是搞昆虫研究的，曾经担任世界卫生组织的顾问。1983年，他看了《实用医学昆虫学》（第二版）这本书，评价很高，说这本书应为当时国内最好的一本医学昆虫学大学用书，是收集中国的昆虫资料最多的一本书。1978年，姚永政教授主编的《人体寄生虫实用图谱》获全国科学大会一等奖。

   当时姚永政教授叫我写《实用医学昆虫学》（第二版），我不敢写，他就鼓励我说，你多花点时间，多看点资料，有什么搞不清楚的地方，我们一起商量。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他对我进行指导。那时没有电脑，要自己去找杂志、参考书，查资料，有些书和杂志武汉没有，只好到北京、上海去找。我光找参考资料就找了两年，做了近三百张文献卡片，然后花了一年时间来写作。

教导我们做学问要“坐得住、下得去”

   姚永政教授治学很严谨。他常对我们讲这样一句话，就是治学要“坐得住、下得去”。“坐得住”就是静得下来的意思。能够静下来专心看书、做研究。他自己到英国、美国去了好几次，各国的文献资料看得多，书也读得多，用汉、英两种文字进行写作均有文采。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教导我们不管是看书也好，做研究也好，一定要坐得住。还有就是我们这门学科要搞出成就，就要到现场去，就是下乡。因为我们研究寄生虫病的病原体如日本血吸虫、肺吸虫等和传播疾病的媒介如蚊、蛉、蚤、蜱、螨等，都要下乡，住在农村，做现场的调查研究工作，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教导我们要自己亲自动手，勤动脑，多考虑问题。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了，要考虑为什么失败，原因在什么地方，找出原因改正。第一次不行就第二次，第二次不行，那再第三次，多次以后就有成就。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武汉，对助教、讲师和副教授，他都是这么要求的。

   我们这门专业暑期是最忙的时候。因为昆虫也好，寄生虫也好，暑期是它们出现最多、活动最明显、繁殖最快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