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扎实实地推进

    1983年成立社会学研究所前，由余荣佩老师建议，学校将刘中荣老师调到研究所任副所长，协助王康，主持实际工作。1985年成立社会学系，刘中荣依旧当副主任，协助王康工作。刘中荣主要研究经济学，年龄比余荣佩老师大一些，当时是副教授，余荣佩当时还是讲师。在学校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经常到北京出差，向王康和中国社会学学会汇报工作。

    记得有一次，我陪同时任华中工学院副院长卢振中到北京开一个社会学相关会议。会议期间，我们找到一个机会向费孝通汇报湖北省和我校社会学的发展情况。那天晚上，我和卢振中找到了中央民族学院费老的家里。我向费老介绍说，这是华工的卢振中副院长，可是费老事后却把卢振中记成了朱九思。第二天在会议上费老讲话，说朱九思同志跟他介绍说华工的社会学工作搞得如何如何好。我想，可能是九思同志名气大，在费老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原因。卢振中是河南人，放牛娃出身，年轻时奔赴延安参加共产党，后来到苏联学习，曾当过武汉大学外文系书记，后来到我校当副院长，晚年患老年痴呆症后去世。我校许多同志对卢振中印象不太深，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人。

    在扎扎实实地推进中，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湖北函授站的工作值得一提。1985年，社会学系举办工业社会学专业干部专修班，同年又接受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的委托，承担了湖北函授站的工作。改革开放之初，大家都想读点书，充实一下自己的脑袋，读书的积极性很高。湖北函授站第一届招收的学生就有1200多人，大多数学员是武汉市或湖北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湖北函授站为普及社会学知识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武汉警官学校上课，整个礼堂坐得满满的都是学生。

    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是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办的，他们希望全国各地的社会学学会和一些办学单位都来办社会学函授站。我们社会学系的各位老师都拿出自己拿手的课程，按照函授大学的课程要求，到各地去作辅导，在武汉作辅导是最多的。那时候我们除了在武汉上课，还要跑十堰，跑黄石等许多地方去上课。当时我是函授站站长。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一次我在武汉上课时，看到二汽的一位姓陈的年轻人，我就跟他说，你们二汽对你们读书很支持啊。他说，我来听课厂里要扣我的工资，但是，我只要把毕业证拿到手，厂里就能够报销一大半开销。他接着说，厂里效益好，自己出点钱不在乎。他说有许多问题憋在心里，如社会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乌七八糟的现象？怎么才能消除这些问题？他想来想去想不明白，知道我们这里有一门课叫“社会问题”，他是冲着这门课来学习的。听到他说的这些话，我心里很感动，为他们学以致用而感动，为社会学能够帮助他们而高兴。

    最开始大家拿到毕业证书都很高兴，后来大家得知国家对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不予承认，函授大学的毕业证对大家找工作、提干、升职不起作用。就这样办了三届社会学函授班，学员越来越少，函授班最终也就寿终正寝停办了。

 
坎坎坷坷地前行

    1994年3月，我校成立文学院，刘献君任文学院院长，我任文学院书记。文学院将新闻、中文、哲学、社会学等学科整合到一起，用杨叔子院士的话说：文学院是“文的学院”，不是“文学的院”，是文的学院，是大文科。外语系和高教所不在文学院，因为那时候他们比较特殊；管理和经济也不在文学院，因为他们那时已经很强大了。政治经济学在文学院，称作政法系主讲基础课。在此之前，雷洪接替刘中荣任社会学系主任。

    成立文学院之时，听说华师风笑天老师要离开华师，我和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太行到华师，邀请风笑天到我校工作。我们劝他说：“与其到其他地方工作，还不如到华工来，我们为你提供比较好的工作环境。”经过我们多次做工作，风笑天终于动心了，答应来我校，在社会学研究所工作。1996年，风笑天接任刘献君的文学院院长职务，并兼任社会学系主任。由于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风笑天不想在我们学校呆下去了，最后调到南京大学。风笑天走后，雷洪继续当社会学系主任。

    我校社会学发展形势一度很好，排名靠前，但后来名次就慢慢往后挪。后来又经过持续努力，现在在全国的排名处于第十左右。我们为什么一度会慢慢地往后掉？我认为原因很复杂。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学校工科背景太重，文科基础太差，相关学科比较薄弱。我们跟武大、华师不一样，人家要搞社会学，马上可以从历史系、从哲学系或相关文科院系抽调几个人，组成一个有实力的班子，很快就能出成果，我们学校就没有这个条件。当然另一个原因是干部不稳定，管理上有问题，没有长时期积蓄力量，组织班子攻关。当然，这也和整个湖北省经济文化发展比较慢有一定关系。

    现在回过头来看，余荣佩老师坚持搞工业社会学研究，搞了好多年，出了一本《工业社会学》的书。尽管如此，我校的“工业社会学”还是没有搞出气候。雷洪、范洪的《社会学简论》1986年出版，是较早出版的一本书，很有影响力，但是，社会学理论这门课每个学校都要开，很难体现出特色。我们学校要比别的学校高一头、粗一膀，真的很难。当时我们学校的校长黄树槐提出“别开蹊径、异军突起、特色取胜”的理念，我非常欣赏，但具体落实起来，问题非常多。而社会学这一块，在落实黄校长的这一理念上还有很大差距。不过，现在我们的社会学系逐渐办出了特色，如农村社会学的研究，给系里增添了很多光彩。

社会学系和省社会学会

    湖北的社会学起步很早，1980年就成立了湖北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如今刘绪贻和他夫人都已经年过百岁，这对百岁夫妻在武汉被传为佳话。刘绪贻先生至今依然身体康健，声音洪亮，据说现在每天还在电脑上笔耕不辍。

    那时候湖北省社会学界，特别是武汉市社会学界学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在全国影响很大。1989年前后，湖北省社会学学会换届，推选我当秘书长。我这个人的特点是，要么不答应，答应了就要认真干。2011年11月，纪念湖北省社会学学会成立30周年大会在我校召开，年近百岁的刘绪贻老先生也来了。我因故没有参加社会学会的活动已经多年，但是刘绪贻老先生跟雷洪说，希望我参加晚餐。晚餐时我赶到现场，给刘老先生和各位老专家敬酒。没有想到的是，刘绪贻老先生谈话中两次提到我的名字，说我当秘书长为学会做了不少工作，他还叫大家都站起来给我敬酒，他自己也端着酒杯站起来。百岁老人给我敬酒，弄得我非常紧张！我当秘书长，是在刘绪贻、刘中荣的领导下，在系里和学会各位同志的帮助下做了一些服务性工作，刘老先生居然这样肯定我，我内心十分激动。

    记得1992年初，有一天，刘绪贻先生打电话，叫我去武大他家里。见面后他问我：“现在搞改革开放，经济学界、法学界都搞得沸沸扬扬，为什么我们社会学界动静不大呢？”我说：“这和我们的学科有关系，我们喜欢研究社会问题，人家不高兴。”刘先生说：“湖北省社会学学会能不能发起召开一个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理论研讨会，并邀请兄弟省社会学会的代表参加。”我一听非常高兴，但是担心的是经费问题。刘绪贻先生说，他在武大有个课题，能从中拿出两三万用来出书。我说，出书的钱有了，剩下的钱我来解决。当时的华工社会学系和湖北省社会学会影响力比较大，得到武钢办公室齐金堂主任、一些高校和大型企业相关负责人的大力支持，最后经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我作为秘书长，理所当然做了许多具体工作。1992年9月，“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理论讨论会”顺利召开。1997年5月，刘绪贻主编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一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40多万字，汇集了大家推进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的系列研究成果。

    后来，刘绪贻老先生年纪大了，刘中荣接任会长，我又当了一届秘书长。再后来，我调到学校党委宣传部工作，慢慢脱离了社会学的事务。

    我现在回忆起上世纪80至90年代社会学建立和发展的峥嵘岁月，心情依然激动，我无法忘怀那些人、那些事和那一段团结奋斗的好时光，真心希望我校社会学勇立潮头，在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漫漫征途上走得更扎实、更快些。

    （李振文口述， 苏明华、田彩玲整理。李振文，1976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发配电专业，留校工作。1984年起任社会学系教师，2000年离开社会学系，到公共管理学院任教。任教期间，先后兼任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经济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党委宣传部部长。2006年，任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2011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