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又光先生离我们远去了，但我仍不能停止对他的怀念。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位地道的人文大师，一位极高明的教育家，也是我的第一位文科导师。

涂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两袖清风，一生不辞劳苦，全心为民服务。用什么来衡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呢？那就是他的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涂先生告诉过我，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是逐利的，所以绝不能用在文化事业上和政治事业上，更不能用在共产党员的党性上。我们是谋求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不能只谋求个人的私利、极少数人的私利，置国家、民族、绝大多数的人的利益于不顾。无论在革命岁月、建设年代、改革时期，无论在农村、学校，无论在学术论坛上、集体活动中、个人交往中，涂先生总是坚持原则，无所畏惧，可以娓娓道来，可以拍案而起，可以谆谆告诫。

涂先生是一位地道的人文大师。他学贯古今中外，精通文、史、哲，娴熟篆、隶、楷、行、草。他是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高足，深得冯先生赏识，冯先生去世后所遗留的文稿，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都是涂先生整理的。由于他既得冯先生的衣钵真传，又坚持不懈地开拓，在学术上有重要突破。国内外一两百种著名的古今经典，他都钻研过，有系统的心得。1995年9月，他从美国波士顿开会回校，提交给学校一个报告《关于出席第九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的汇报》，只有约2800字，但见解精彩。会上有人问他：“你能否用最简洁的话，表达中国哲学思想？”他讲：“一个字，就是‘和’；两个字，就是‘中和’；三个字就是‘致中和’。”涂先生师从冯先生，似乎着力于《老子》、道家，然而，他对《论语》、儒家一样十分精通。他说：“在基督教世界，每人必读一本书，《圣经》；在伊斯兰教世界，每人也必读一本书，《古兰经》；那么，作为中国人呢？特别是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至少要读两本书──《老子》和《论语》。”

涂先生是一位极高明的教育家。他深谙历史，熟知文化，精通教育。他告诉我们，一个社会有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政治讲权力，经济讲利益，文化讲道理，这三者互异，不能彼此取代，更不能彼此分离。他认为，“教育是一种文化活动，在其中，人的身心，包括知、情、意，在德、智、体各方面得到发展。”教育只能是通过培育人才来为政治服务，为经济服务，为社会服务。离开这一基本点，就会走入歧途。对于如何建设一流大学，涂先生说，我们应该办成“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of China），而不应该办成“‘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 China），是of不是in，这真值得我们深思。我们要办的是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的大学。为了办好大学、办好教育，他提出许多著名的论点。例如“泡菜坛子论”，强调学校环境、学校风气、校园文化的巨大作用；又如“反刍说”，强调少儿教育必须高度重视对中华经典的背诵，如此等等。他的著作《中国高等教育史论》获得教育界赞誉，畅销不衰。

涂先生也是我的第一位文科导师。我真正谈教育，谈高等教育，是在1993年我接任校长之后，我认识涂先生也是从此时开始的。我清楚记得，1994年春节，学校召开迎春座谈会探讨校内正在努力开展的人文教育，强调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涂先生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教育三阶段论”，即“人文──科学──人文•科学”三阶段。平时，只要有空，只要不影响他休息，我就会去向他请教。他一直亲切地称呼我为“叔子同志”，我一直尊敬地称呼他为“涂老师”。我们畅谈过不知多少次。今年10月27日，涂先生已病重，我去探望时，他吃力地叮嘱我三件事，第三件就是一定要将文化素质教育坚持下去，因为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令我永难忘怀的是，他在重病中，竟应我校出版社之约，抱病回家，为我的两本文集题写书名，这是涂先生的绝笔。《诗经》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先生对我，真可谓：“哀哀先生，爱我劬劳。”涂先生对我之恩之爱之劳，作为学生的我，会永铭内衷！

先生虽然走了，但如同余东升同志所讲，作为思想家，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杨叔子，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曾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等职。涂又光，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