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1年到华中工学院，2009年退休，经历了中文系创建及发展的整个过程。

著名语言学家严学宭与“中国语言研究所”

中文系的前身是中国语言研究所，语言所的成立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严学宭先生、华中工学院（简称华工）的朱九思老院长有着直接的关系。1979年我考入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简称华师)，攻读汉语史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华师中文系系主任严学宭。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学术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国语言学界正在筹备成立中国语言学会，筹备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湖北省语言学会两家共同承办。严学宭先生是湖北语言学会会长，负责会议的具体工作，全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聚集武汉参加这次盛会，会议地点设在武汉军区第二招待所（现湖景花园酒店）。当时朱九思院长兼任湖北省委文教部副部长，中国语言学会的筹备工作负责人严老经常向朱九思院长请示汇报，两人因此结识，交谈中相见恨晚。虽然华工当时是一个工科院校，但朱九思院长一直想办成一个综合性大学，他认为，随着形势的发展，应该走培养通才的道路，作为一个大学，文理工应该互相渗透。朱九思院长的办学思想严老听了非常感兴趣，于是严老产生了一个想法，想依托华工办一个语言学系。

语言学系当时在中国还没有，1949年以前只有中山大学王力先生主持办过语言学系，那时严老在中山大学任语言学教授。1980年世界学术发展的动态是文理渗透，语言学是很关键的学科。在我国，语言学被认为是人文学科，实际上语言有很多属性，它有物理属性，语言本身是一种声波，可以用物理的仪器来研究；它又具有生物属性，可以用生物的各种方法来进行研究；它还具备社会属性，是人作为社会动物进行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语言学联系着工程学、声学、生物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心理学、逻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交际工具，它又跟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紧密相关。因此，可以依托华工工科的背景办新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严老的想法和朱九思院长的办学理念一拍即合。1980年秋天，华工副院长卢振中陪同严老专门到朱九思院长的办公室汇报商谈，当时确定先成立“中国语言研究所”。与此同时，就在武汉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结束三天后，接着又在武汉军区第二招待所召开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朱九思院长提出希望把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挂靠到华中工学院，严老欣然同意。在严老的主持下，华工第一个文科“中国语言研究所”成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挂靠华工。这是严老在华工办的有着重要意义的一件事。中国语言研究所是华工最早的文科专业，成立之初可谓白手起家，资料和人员严重不足，严老就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找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和李荣先生要研究生，有三位毕业研究生来到我们学校。我在华师读研究生时，严老一共招了三个学生，除了我还有董为光、邹明斌，我们1981年底毕业后一起分到华工，当时分配时华师只同意他们两个过来，要把我留在华师，后来严老争取把我一起要过来了。接着又来了复旦大学刘志成（古文字），清华大学周志钢（语音加密），后来他们两人陆续走了。长期在这工作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来的三位研究生和我们华师分来的三位。到现在，这几位都是国内知名的语言学家，在各个研究方向都是教学科研的带头人，这与当初严老主持语言所工作时的培养有关。1982年成立了大学语文教研室，从学校附中调来一些老先生。1985年学校把大学语文和语言所合并组成中文系。第一个中国语言学系后来在华中师范学院成立。

原来设想在学校成立语言学系应该是比较好的文理渗透的综合性学科，朱九思院长想把华工办成像麻省理工学院那样的学校，而麻省最著名的一个专业就是语言学系。作为一个语言学研究所，不仅要研究现代语言学，还要研究古代汉语，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所以需要大量的古籍，而成立当初资料奇缺。1981年严老在北京开会，他的一位朋友——著名古典文学专家、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晓玲，他告诉严老，北大中文系著名的教授魏建功去世之后，他家的大量藏书子女准备以五万元出让，但北大中文系只愿意出两万五，子女不太愿意，严老听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五万元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数字，他做不了主，就把出让的书目带回来，向朱九思院长汇报，朱九思院长当即拍板同意。根据当时文物的有关条例，像这种书，有些可能还是善本，不得随意运出北京，首先由在京的单位购买。朱九思院长指示派两辆大卡车到北京，连夜把书从北京运回学校，这些资料很有特色，包含很多重要的古籍，一共一万多册。魏建功先生作为一个著名的语言学家，他的藏书专业性非常强，都是进行汉语史研究必备的古籍，其中有一部分是他专门在朝鲜买的关于朝鲜语的书，对做朝鲜语与汉语的比较研究很有价值。还有一些很好的书，如《五方圆音》，国内可能也只有两三本。第二次购书是严老到东京参加国际汉臧语言学会议，在日本东京购进了一大批书籍。当时很多外校的学者经常到我们资料室来查阅相关书籍。

创办语言学杂志——《语言研究》

严老办的第二个大事就是创办了一个大型的语言学杂志——《语言研究》。在国内语言学专门的刊物不多，在“文革”前只有社科院的《中国语文》，“文革”后有《方言》等。我们是第一个依托院校承办的大型语言学杂志。这个杂志很有特点，一般语言刊物容量都不大，发表的论文一般5、6千字，而我们是大型的，可发表长篇论文，把问题讨论好、讨论透。我们提出的宗旨是大型语言综合刊物，区别于其他刊物，如《中国语文》限于汉语语言研究，多为语法研究；《方言》为汉语方言研究；《古汉语研究》主要为古汉语研究。而我们的《语言研究》，只要与语言相关的论文，不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中国的语言和国外的语言、专语言的研究和跨语言的研究等语言综合体。除语言本体的研究，我们还有很多跨学科综合研究，如计算语言学，用计算机和工科手段研究语言。我们刊物的办刊宗旨独树一帜，坚持以学术为主，保证刊物的学术品位。与其他刊物不同，没有专设编辑人员，我们是学者办刊，都是语言所的老师、研究人员在做编辑工作，和编辑出身的人相比，老师选稿眼光还是有着不同，特别是语言学刊物，专业性非常强，一般人很难校对。这些年来，办刊的老师非常辛苦，办刊初期学校设一个人员编制，后来机构调整就没了。学校每年仅给办刊经费2万，为解决办刊经费，我们积极争取外援，通过严老的朋友薛凤生教授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签订合同，与学校经费配套，连续支持五年；之后我们与香港城市大学签订合同，同样的合作方式支持五年；再后我们与新加坡李氏基金签订合同，也是五年。我当主编后，积极开拓海外销售市场，在日本我们有固定代理商，在台湾、香港和国外有不少订户。我们《语言研究》杂志在校外、海外的评价很高，中国社科院及北大、南大、复旦这些科研单位和著名院校均把该刊物作为A类刊物。

依托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拓展办学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是挂靠在我们学校唯一的一个全国一级学会，会长原来一直由严老担任。我协助工作，担任秘书长。整个学会的运作基本是由华工承担，在外影响很大。音韵学会年会我们筹办了11届，还办了6期高级进修研讨班。当时音韵学被认为是一门绝学，一般人不懂，一般院校也开不出这样的课，因为没有老师。进修班生源来自各院校准备教音韵学的老师和相关专业研究生，各院校音韵学教师基本都是我们培养的学员。六期班前四期都在华工办的，第五期是和中央民族大学合办，那次叫高级研讨班，第六期是和西南师大（现西南大学）合办，叫古汉语研讨班。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始培养研究生。当时严老在华师申报了一个硕士点，到华工以后，没能带过来，所以我们就和其他院校学者共同培养研究生。早期培养的研究生基本都到了海外，成了国际知名的学者。所以在国内语言学界，把这称为“华工现象”，培养的研究生成材率非常之高。

语言所创建早期蓬勃发展，在海内外有着深远的影响，很多学者到我们这讲学。例如李方桂，被称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 例如赵元任，被称为“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的夫人写过一本书，谈到他在全国各地讲学的情况，提到在华工讲学时，她说：“不愧为工学院，讲台上摆满了录音机，这在其他院校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