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华中工学院机一系和机械厂投产两台C625型车床。一台是研究液压仿型的，叫液压仿型车床；另一台是研究数控的，叫数控车床。数控车床安装在西二楼的一个实验室里，由电机系的凃健老师负责。当时的控制柜很大，电机上的嵌槽是在铣床上铣出来的。电机材料是铝材，在上面铣出槽，再嵌上矽钢片。纵轴和横轴上的电机体积不小。因为车床型号较大，看起来也还顺眼。
时隔约20年后，1980年二车间与电机车间合并，我在电机车间又看到了这台车床。它上面没有步进电机，长短滚珠丝杠依然很光亮。
1990年的一次全国数控展销会上，车间购置了一台旋转刀架，将车间生产的步进电机分别装在两坐标轴上。那时车间可以生产这种步进电机的驱动电源，再配上输入设备，机床就可以动起来了。1993年，我到了退休年龄，就离开了这台令我难忘的车床。
20世纪70年代初，北京机床所新引进了一台备有自动换刀的牧野加工中心机床（MAKINO Machining Center with Automatic Tool Changer），给机床业很大的震动。我校较早知道消息，机床教研室的杨玉坚老师邀我一同去北京密云考察这台机床，并在有关方面的帮助下，弄到了这台机床维修的英文说明书胶卷。回校后，我们在学校印刷厂的放大机上把说明书胶卷翻印了出来。
不久，学校科研处协同各单位从机床教研室、自控系、机械厂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加工中心”科研小组，由朱启逑任组长，林一鸿和我任副组长。随即进行调研，首先到上海有关机床厂，特别是与我校进行过数控合作的机床厂调研。随后，又到北京机床研究所对“牧野加工中心”作进一步了解，边调研边思索我们的方案。经过多次的讨论，拟定了我们机床主机的结构形式：主机为夹箱式卧式镗铣床，刀库与主机分开但又要与主机精密贴合，机械手装在主轴箱上，固定机械手与主轴交换刀具的相对位置。刀库在主机的左侧，每把刀具装有编码环，便于刀具的选择和交换。主机结构确定时，院长朱九思到会作了进一步动员，也作了各部件的分工安排。廖效果老师是总设计师，全面负责，并协调各部件的配合。陈维斌设计机械手，熊有伦、朱启逑设计刀库，李文有设计立柱，王醒民设计床身拖板工作台，工作分度机械由廖效果兼管；胡庆超负责液压，我负责主轴箱。数控部分由林一鸿、朱函樑、刘正林、胡乾斌等人负责。刀具、强电也配备了人员。
牧野加工中心主轴变速是由电磁离合器驱动的，主轴和齿轮磁化非常厉害，我打算用液压选速。我和廖效果老师交换意见，他表示同意，我把主运动设计的打算向他汇报，谈了近两个小时。汇报的时候，九思在我身后，但我全然不知。汇报结束后，九思突然说：“老周，拿烟来！”我大吃一惊，才知九思也在后面听汇报。我摸摸口袋，糟了，今天没带烟。廖效果老师看在眼里，忙掏出他的“长江牌”香烟，给九思一支，也给我一支。九思又站了一会，询问设计进度，我作了简单汇报。这时我们借用了东一楼东头二楼的阶梯教室作设计室。每人配备了一套绘图用具，以及铅笔和纸张。书籍、参考资料自带。听说九思起初对我进加工中心科研组有质疑，这次“旁听”我的设计方案也许是对我的一次考验。
九思也许是因为这之前生产打煤机的事怀疑我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物资匮乏，不少教职工起夜排队买蜂窝煤，九思知道后要工厂生产一台打煤机。厂领导派技术组唯一的工程师肖敬之主管设计打煤机，并且指定二车间完成。当时我是二车间主任，肖敬之对我说他将设计好的分度机构送到零件教研室进行了审定，我忘了要求他到煤店征求工人的意见。肖敬之设计的打煤机制成后在车间进行调试，车间黑成一团，煤店来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九思知道后找过我两次，指示参考煤店已有的打煤机，依样画葫芦进行设计制造就行了。后来煤店运走了肖设计的打煤机，缓解了蜂窝煤供应紧张。
经过紧张的工作，机床图纸设计出来了，每人带着自己设计的图纸进车间安排生产，这时廖效果老师告诉我，“用电机反极制动选速不可靠，得另想办法”。这给我出了难题，主轴箱边投产我边想办法，终于想出用小电机拖大电机，在主轴电机的末端装一个小电机，齿轮脱开之后小电机只带动主轴旋转，这种低速选速，方便可靠，不会打坏齿轮，人们叫它慢速选速机构。
当时，学校工厂与机械系紧密结合，形成教学、科研、生产基地。加工中心小组每个承担部件生产的老师都配有相应的师傅，如负责机械手部件的陈维斌老师与彭德庆师傅配合。因为我本身是老钳工，只配给我一个徒弟。工厂有生产机床的丰富经验，我们日以继夜奋战，一般晚上干到12点下班，中途吃一碗素面。从周一到周日，从白天到夜晚，教师和工人打成一片。在机床调试阶段，我身体劳累，精神也高度紧张。
加工中心科研组请朱九思来车间观看零件加工。九思来到车间，从东头走到西头，一脸怒气，嘴里不停地说“败家子”，我一下懵了，不知道院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经打听，原来车间有人说投产两台加工中心，如今只装一台。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平静地走到还在气头上的九思面前，对他说“凡是投产的成品都入了库房，毛坯在车间外，半成品在车间内，两台一起装，人力以及场地都不够，你来看看机器运行再说。”我将九思带到加工中心机床旁，九思看后，怒气就消了。我又让九思观看加工出来的成品，然后才送他走出车间。
1977年，第77届广交会邀请我校加工中心参展。展台的位置决定展出的成败。我们到展馆前，宁夏“大河机床厂”的展位就在我们的展位旁边。天津某机床厂多次要占我们的展位，被我拒绝，他们托外贸部的同志来说，我们也没同意。交易会开展的前一天，展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有许多国际商人来观展。我在面前摆了七、八个麦克风，对着话筒介绍了展品的性能、研发过程和目前的水平，并一一回答参观者的提问。在机械大厅展出的大型展品多半是显示国家实力和水平的产品，真正做生意的是外经部。开幕第一天，许世友将军在我们的展品前驻足。后来，马耳他总理访华时参观广交会也在我们展台前停留了较长时间。展览期间，有一位泰国商人来过，数次询问展品的性能和价位。展出期间，香港、广州各大报纸都对我们的产品作了报导。香港《经济导报》对我们的产品作了专访。写了篇文章送给我审核，我觉得不妥，并重新写了一篇，此稿连同机床照片一起刊在《经济导报》上。我们原计划要参加广交会两次展览。但因为学校要对机床开鉴定会，这次展览一结束，我们就将机床运回来了。1977年，经学校申报，加工中心获国家科学大会奖。
我校数控研究工作起步较早，并贯穿整个教学实验过程。数控研究工作者紧跟时代步伐，克服重重困难，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现在的机械学院今非昔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有过去才有现在”。当时国家还没有制定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政策。我在加工中心工作近8年，深感科研成果转化的难度。在我工作期间，去过洛阳高速柴油机厂，相互之间也具体合作过，但未能取得成效；科研组在制造“立式加工中心”时，有意与西安某公司的合作，也未成功。
（作者周爱民，系我校电机厂退休高级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