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艰苦的创业
1951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成立“中南同济医学院”。建校于汉口华商跑马场，四周一片荒凉。当时生理学科称为“生理学馆”，与“药理学馆”共处一栋二层楼房，各占一半约200平米。那时学馆只有5位教师，来自武汉大学的3位（赵修竹、杨焜、王汉章），来自同济大学的2位（吴新蔚、赵秩千）。没有教授，大课讲授是临时从岭南大学请来的林树模老教授担任，林教授讲完课就回广州了。1952年，赵修竹被调去筹建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另一位教师在“三反”运动中受处分，降为技术员。这时教学工作开展很艰难。

1953年，学校从湖南湘雅医学院调来了程治平教授担任教研室主任，他工作能力很强，教研室的发展有了很大起色。随后教研室分来了几位助教（李少如、黄美霞、王悦宏）。在程教授的领导下，生理学教研室开始开展科研工作。根据卫生部的指示，学校组织高温科研组到大冶钢厂，研究如何保证高温工人的健康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因成绩优异，受到卫生部的表彰。1957年秋，程教授调往哈尔滨医学院任基础医学部主任。生理教研室又陷入了困境。基础医学部指定生理教研室成立三人领导小组，由本人任组长。

1959年，全国掀起了反右倾运动，党委书记张泽生与基础部党总支书记苏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职务，我的生理教研室三人小组的组长也被撤销了。到1962年，张书记与苏书记平反，官复原职。同年，我担任了教研室副主任，兢兢业业地刻苦工作。1963年，学校送我至上海医学院生理教研室进修，师从德高望重的徐丰彦老教授。在徐教授那里，我在科研思维与做人哲理方面受益匪浅，对恩师我永记不忘。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对课程进行精简，将解剖、组织胚胎、生理和生化4个教研室取消，合并成一个“人体学教研室”，生理学课学时由原来的210学时减至120学时。我认为这样做削弱了医学基础，对培养医生很不利，因此提出希望恢复4个教研室。但在会上我受到一位有极左思想的老师的严厉批评，我忍着一言未发。

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狠抓教育与科学，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教育质量，促进科学发展。这一时期，学校恢复了原有的解剖、生物化学、生理、组织胚胎四个教研室，取消了人体学教研室，教学质量大有提高。

二、兴旺发达时期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生理教研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时光。教研室搬至医学基础大楼，使用面积较原来增大了一倍，而且增添了不少新设备。这时教师有26人，其中正教授3人，副教授3人，技术员7人，其中主管技师1人，研究生10余人，进修教师5人。获批准的科研课题多个，其中国家“七五”攻关课题1个，自然科学基金课题3个，省科研课题1个，共获科研经费10余万元，较以前增长数倍。各科研组空前繁忙，常常灯火通明工作至深夜。

1983年，我主持生理教学改革，进行大课讲授方法的试点改革。目的是培养“智能型”的学生，使学生既有丰富的知识，又有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试点班进行“启发式”、“少而精”的重点讲授，有些内容进行课堂讨论式的教学（分成小班，讨论题先发给学生）。对少数学有余力的学生开辟“第二课堂”阅读文献，学写小综述论文。期终考试时，试点班的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班（考试试卷一样），这说明试点班的学生学得更加深透。此次教改后来获得了学校教学改革成果奖。我将此次改革写成论文，发表在《生理科学进展》杂志上，几个兄弟院校还专门派人前来取经。

为了适应教学需要，我先后主编了两本教科书《医用生理学》（湖北科技出版社）与《医学生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有6个兄弟院校的教授参与编写，他们的学生也用此书。

由于在生理学教学上的成绩，我多次被评为校先进工作者，两次受到湖北省政协对“为四化建设作出显著贡献”的表彰与奖励。自1993年起，我与另外两位教授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00年，同济医科大学与华中理工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合并，成立华中科技大学，原生理学教研室改为生理学系。

三、对培养研究生的浅见
我培养了十多位研究生，现多数在国外工作。我对培养研究生的思路，主要是在徐丰彦老教授那里学的。我采用有指导的“青蛙游水式”方法，既不放任自流，也不定“框框”，尊重他们的主见，主要按以下思路进行。
1.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尊重研究生的主见。
2.培养独立工作能力，从课题设计到具体操作，主要依靠他们自己动脑动手。
3.培养创新能力，鼓励他们参加学术讨论会。
4.培养语言与文学表达能力。论文要言简意赅、观点明确。
5.培养谦虚谨慎精神，能够与时俱进。

（杨焜口述，韩仁锋访谈整理。杨焜，基础医学院生理学退休教授，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49年，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曾任同济医科大学校务委员、两届湖北省暨武汉市生理学会理事长、三届湖北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两届湖北省老教授协会顾问和两届农工民主党同济医科大学总支主任委员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