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初的印象

刘毓谷教授是我们上本科的时候接触到的。我们是国家恢复高考后武汉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的第一届学生（1977级），1978年3月进校学习的，直到上课上到第4年、第5年，学习专业课时，我们才开始真正接触到刘毓谷教授的课（刘毓谷教授是专业课教师）。刘教授说的是天津口音，讲话中气很足，很容易懂。每次上课前，他都下了很多的功夫，讲课很注意方法，语言生动，很有感染力，不时有实际的例子或小笑话，所以深受同学们欢迎。后来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都报了他的研究生，我也报了。当时我的想法是，报考研究生是选择自己喜欢专业的一次机会，所以尽管竞争很大，我仍然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后来比较幸运，如愿考上，开始跟刘教授学习，那是1982年底，1983年初的时候。

后来我才知道，刘教授1920年2月生于天津，1939年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取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生物学系。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所出人才、出成果的十分著名的学校。但当时的生物科学，尚未进入现代生物学的分子水平时代，而医学丰富生动的内容，更吸引着年轻时期的刘教授，因此后来他又转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师从梁之彦教授，从事生物化学研究。1946年毕业时，刘教授本有机会出国，但因为家庭原因，没有出去。当时人们都认为从事临床、外科工作会有更好的前途，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生物化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在毕业留校后担任梁之彦教授的助教。1946年医学院筹建生理化学学馆，最初只有梁之彦教授和刘教授两人。作为唯一的助教，刘教授承担了筹建的具体事务工作。学校迁至武汉后，他服从学校安排，从生化转到公卫，调至卫生系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从事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的教研工作。1978年同济医科大学成立环境毒理研究室，他又调至研究室主持工作，从事毒理方面的研究。虽然研究方向几经更改，但刘教授始终坚持将生物化学的研究方法贯穿其中，走出新路。

二、良师和益友

1978年，刘教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我们是他招收的第四届硕士研究生。当时刚改革开放，一些导师害怕招太多研究生，怕学生没有课题，刘教授却愿意多招，他说：“不要紧，我不担心研究课题，一是学生生源非常好，二是研究经费支持力度大，相信我们的研究课题会越滚越大”。当时招研究生虽然实验条件不足，但一个学生有3000元人民币的培养经费。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每人一个月的费用也就是50元，3000元的培养经费，3年下来可以做很多事情。因此刘教授招了比较多的研究生，1977级招了3个，1978级招了4个，1979级招了3个。后来研究生的名额开始紧张了，就不让他多招了，到了1980级、1981级的时候，就只有1、2个了。从1978 到2000 年，刘教授一共培养了48名硕士研究生，20名博士研究生。他对研究生要求很严格，要求我们首先要学会“做人”，必须有端正的学风、高尚的科学道德和忘我的献身精神，其次才是“成才”，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他要求研究生在进入教研室半年内，要熟悉器材处、仪器修配厂、动物房和图书馆等与实验相关的处室，能对仪器设备的常见故障进行排除，并能熟练查阅资料和文献检索。还要求学生饲养实验动物半年至一年后，熟悉实验动物的饲养，如饲料的配制、换水、清洁及观察动物的活动；熟悉实验动物的交配、受孕，生产及生长过程；熟悉动物的操作，如捉拿、固定、灌胃、注射等。刘教授认为研究生所选择的研究内容，应该是在教研室总方向范围内并涉及新领域和新方法。他常对研究生们说：“你们的论文必须有90％的内容是我看了论文后才知道和明白的，否则不能算作好论文。”

那时的实验条件比较艰苦。我们做研究的地点是在同济校园后面的一幢三层楼的老房子里面，一楼是学校车队，我们在二楼，三楼当时好像是做生理研究的。刘教授带领我们把校园内老仪器厂前面的空地腾出来，在上面建了动物房，还做了一个冷冻室，即购买一个大的冷库，约3米长，1.5米宽，把桌子放进去，在4摄氏度的条件下做酶学等生物化学实验，当时的实验室是很简陋的。刘教授曾于1978年去德国学习考察的时候带回一些实验设备，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生化毒理方面的研究。以后他又多次利用出国参观考察和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结识国内外同行，学习先进技术，并接受捐赠和购买了一些仪器和化学试剂。经过刘教授和教研室全体老师们的共同努力，到1985年，教研室已具有相当规模，拥有了一批先进的研究和实验器材设备，满足了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的需要。

当时我的师兄们先做的是肝微粒体酶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后来我们做的也都是一些相关的研究，如有做大鼠肝脏灌流、肝细胞质膜、线粒体、肝原代细胞培养等。刘教授当时因为年龄的原因，不能亲手直接做一些实验，但是他看的书和文献很多，眼界开阔，知识面非常广，对研究课题提出了很多点子，我们问他的很多方面的问题，他都能给予指导——指导我们实验，指导我们朝正确的方向走。记得他经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他的实验室里面，我们做实验是很主动的，一方面向高年级的师兄学习，另一方面也帮助高年级的师兄完成课题，这样互惠互利，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大家庭。刘教授为我们的学习创造了很多很好的条件。我一方面喜欢自己动手，另一方面能遇到刘教授这样很放心让你去做实验的导师，自己的能力得到认可，也很开心地去做。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科研能力和实验技能都得到很大锻炼和提高。

刘教授还特别注重创造良好的研究氛围。每个礼拜三的下午，他都要把所有的研究生聚在一起，一方面汇报一个星期以来的学习工作情况，一方面各自把自己遇到的问题提出来。最主要的环节就是大家一起阅读学习研究文献，通过阅读文献，掌握新的研究进展和研究方法。每人都有15分钟到30分钟的发言时间，然后大家提出问题、质疑，这对于锻炼大家的口头表达能力有很大的好处。此外，刘教授也非常注重我们研究生之间互帮互助和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刘教授本人心胸豁达，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实验室团队风气很好，大家在一起学习、工作都比较舒心。在这样科学的培养方法下，我们都获益匪浅。直到现在，我自己做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还一直坚持刘教授的这些学习传统。

另外，刘教授也很注重对我们研究领域最新知识的关注和学习。过去我们一直做的是肝微粒体的研究，1988年我博士毕业时，加上我们前面一届的3个，和我们这一届毕业的3个，以及后面一届的2个，一共7、8个博士都做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后来碰上了瓶颈，过去我们说生化就是研究蛋白质和酶的关系，但是到那个时候，分子生物学发展很快，刘教授考虑到这些，就送研究生到上海去学，到复旦大学谈家桢院士这些他认识的教授那里去学，很快就掌握了。记得当时有一个美籍华人叫卢业竑，是专门做微粒体研究的，就是我们这个研究方向，他做的很早，是很有影响力的权威。1985年，刘教授利用卢教授回乡之际（卢教授老家是湖北沔阳的），专门请他来学校做客座教授，给我们讲了两个星期的课，对我们的促进非常大。后来就是因为卢业竑教授的帮助，我们有7、8个同学到美国学习深造，现在都成长为相关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