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我考取了武汉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1951年7月，我毕业后有幸留校任助教，一开始担任电讯组课程电话学、载波通讯工程的辅导工作，也指导过电话实验。由于工作的需要，还指导过电机学实验。

1952年秋，电机系通知我要为电机系1950级主讲电工量计课，当时感到很突然，一是内容不熟悉，二是没有教学经验。幸好我在武大学习期间，俞大光老师为我们班讲授过Electrical Measurement and Measuring Instruments课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加上陈锦江老师的热情指导，从原理到实践，就本课的内容作了具体的介绍，并给了我有关的资料，心中才稍微有底。到了上课那天，系主任朱木美教授亲临教室现场，向1950级的同学们为我作了介绍，朱老讲了几句赞美的话，让同学们放心。我当时心情比较紧张，但也向同学们表态，一定把本课的教学工作搞好。电工量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它的先修课是电工原理，即电路和电磁场的基本知识。因此，备课时，我多下实验室看实物，上实验课前多预习。例如，实验课中有一个题目是“用1mA的磁电式表头设计一个欧姆表”。同学们很感兴趣，当同学们设计完毕，能用于实际测量时，很自然地产生一种成就感。欧姆表和电流、电压表结合在一起，可构成三用表。实验内容之后，我会提出问题，要求学生回答并附在实验报告之后，即“如将欧姆表扩大功能，要求能测直流电压和电流，试画出其原理图。”初次讲完这门课，经与同学们交流讨论，反映效果较好，为后来的教学工作奠定了基础。接下来为电机系1955级和二年制专科班开同一门课程。在总结前一轮讲课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编写出《电工量计》及其配套的《电工量计实验》（讲义）。

1953年，随着院系调整，我来到华中工学院。1954年夏季，武汉遭到特大的洪水袭击，直到秋季，形势才稳定下来，此时我们住在珞珈山的部分员工才搬来喻家山。原来这里是一片荒野山地，教学大楼和生活用房在这里逐步兴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校师生员工经过60余年的艰苦奋斗，现在已成为国内一流的知名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

刚到华工时，系领导安排我到电工基础教研室工作，除承担电工量计的实验课外，也担任电工基础的实验课，并为开出静电场等新实验进行研究。就在这年秋季，我被提升为讲师。

学校为了提高师资水平，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分期分批地派遣教师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向苏联专家学习。我于1956年9月被派往哈工大进修，被安排到该校自动远动技术教研室参加教学活动。到那里第一个任务是学习俄语，1952年暑假在武大已突击学习俄语一个月，对俄语语法和句法已打下初步基础，但要直接听专家用俄语讲课，还是有较大的困难，于是经华工同意，聘请私人教师补学俄语。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我听了两门课，一门是自动调节原理，另一门是自动装置元件，还自学了非电量的电气测量，通过学习开阔了眼界，对后来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均有所裨益。

1957年，由于政治运动的需要，我们在哈工大进修的教师，提前结束学习回到原校。1958年教育革命开始，当时的重点是针对那些理论脱离实际的事例来教育广大师生，但很多的尝试都违反了客观规律。在教育革命中，虽然出现过“左”的行动，但也对师生的思想有所触动。1958年我从自动控制教研室调到电工学教研室（含电工学与工业电子学两门课程），担任工业电子学课程的教学工作。当时我讲授自动控制专业的工业电子学课程，因而着手编写该课程的讲义。当时，课程内容是以电子管和离子管作为主要器件，内容包括：不控和可控整流器、逆变器、电子管放大器、振荡器、调制器与解调器、脉冲技术、电子仪器等。这就为后来华工与西安交通大学合编全国通用教材打下了基础。

到了1961年春夏之交，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前进，编写国内自己的教材迫在眉睫。在教育部的领导下，我们参加了教材编写会议，调取了我校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学校相关课程的讲义，我和西安交通大学教师沈尚贤、南京工学院的李士雄一起选编增删，完成了《工业电子学》教材上下册，1961年8月由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教材解决了我国没有自编工业电子学教材的问题，但因时间仓促，好多内容来不及仔细研讨。经过一年的试用，发现某些错误和不妥之处，后来又进行了修订再版。

1961年3月，我在西安参加工业电子学教材选编会议期间，接到了教研室的电话，说学校人事处已下文任命我为电工学教研室主任。我听了之后，既喜又忧，感谢组织上的信任，又对怎样开展教研室的工作感到忧愁。回校后，共青团召开支部会议祝贺我这个老共青团员当了教研室的领导，气氛十分热烈，同志们提了许多希望，我也表态要努力把教研室的工作做好。那时，党支部对我的工作也很支持，我的工作热情尚好，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华工的师生被下放到湖北省咸宁县几个乡镇。电机系的师生驻扎到马桥镇附近的几个生产队，学习中央的有关文件，开展讨论，参加劳动。我和另外两人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继续进行劳动改造，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喂猪。1971年，毛主席作出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各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凭有关单位推荐，多是工人、农民或他们的子弟，也有少数下乡知识青年，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由于工作需要，我有幸在“文革”后登上讲坛，担任电机系电机和仪表两个专业的半导体电路原理及应用课程，内容包括：半导体器件、整流放大、振荡等电路以及脉冲数字电路。由于没有合适的教材，只好编写讲义。记得我在为仪表专业1972级学生讲数字电路时，重点讲了数字逻辑电路及其设计的内容，因为参考了几本国外较新的教材，涉及逻辑变量、逻辑函数、逻辑函数的化简等内容，同学们比较感兴趣，有收获。当时随堂听课的除学生外，还有不少本单位和外单位的青年教师，因为座位不够，他们都自带板凳入座。学生反映有收获，我讲课就越有劲头，也增强了自己的信心，为后续的教学研究和教材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继续招工农兵大学生还是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最后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从1977年秋季开始，各大学恢复高考招生。为使大学生有教材上课，在国家教委的领导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具体组织，于1977年10月在北京清河会议上确定高校各类教材项目及编写学校。同年12月在安徽合肥市召开了电工无线电教材编写会议。我校确定由我和王岩同志一起参加会议，主要学习中央文件精神，具体研究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材的内容更新问题，以适应国内外电子技术的发展趋势。会议确定两套电子技术基础教材，一套为电气工程类本科专业使用，由我校负责编写，我担任主编，另一套是自动化专业本科使用，由清华大学负责编写，童诗白担任主编。后来由我主编的《电子技术基础》（模拟、数字部分）1979年出版，后来再版4次，总计发行量500余万册，并于1987、1992、1996、2002年荣获四次国家级奖励，分别为优秀教材奖、优秀教材特等奖、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优秀教材一等奖。这些是后话。

1980年初夏，学校任命我为工业电子学教研室副主任，负责教研室的全面工作。从此，教研室的大事小事，我都尽力去做，力求最好。例如，在期中教学检查中，我几乎到每位老师的课堂上去听课，去了解教与学两方面的情况，向系（自控系）汇报。1980年秋经学校考核，我晋升为副教授。当时，我们在两个领域开展研究，一是“检测技术与自动化仪表”，另一则是“生物医学工程”。1983年，我赴青岛参加全国电工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教学和教材建设问题，其间从电话得知，我已晋升为教授，会议通讯录中已反映了这一情况。记得当时与会的北京工业大学虞光楣老师惊奇地问：“康老师，您1980年升副教授，1983年升教授，怎么这样快？”我回答：“也许1980年那次晋升，我是迟到了的。”1986年，我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申请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博士生指导教师，经学科评议组评审，顺利地获准，这意味着科学研究要进入到更高的水平。

1987年初，同济医科大学李之望教授来我们电子学教研室访问，他带着一篇欧洲生理学杂志的重要论文与我们一起议论，意欲在膜片钳技术和电生理研究方面与我们合作，打开一条新思路。根据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我与李教授一起进行了讨论，参加讨论的还有瞿安连老师和研究生周专，我们决定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申请一项课题，项目名称为：神经细胞膜单通道电流的检测与受体控制的研究，并决定由华中工学院和同济医科大学两校共同申请，申请者为李教授和我两人。1987年10月，我有机会参加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举行的IEEE Ultrasonics学术研讨会，会后访问了旧金山加州大学，它又名旧金山医学中心，据了解当时该校在医学水平上处于全美第三。经过我校生物系留学生左坚博士的联系，拜访了该校生理系的A.J.Hudspeth教授，他亲自为我和左坚两人讲解了膜片钳技术的基本原理与应用的若干基本概念，他讲解时用彩色记号笔画图并加图注，持续约半小时，随后他的一位博士生为我们利用膜片钳系统（德造EPC-7系统）演示了细胞膜离子通道电流的测试技术。A.J.Hudspeth教授是我所开展膜片钳技术及其应用研究的启蒙人，不仅在技术上给予指导，还在物质上提供帮助，他赠送了我们价值100多美元的电子器件和有关资料。左坚博士还为我通宵复印了共502页的相关专著。这样，我对开展膜片钳技术的研究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同时也获得权威性的资料，这就为开展细胞生物物理与技术开发做好了前期准备。12月20日，我收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通知和资助项目批准意见表。我们科研组得知信息后欣喜若狂，这为我们转向生物医学基础研究打响了第一炮，虽然金额不多，只有1万元，但是来之不易。根据生物科学部的要求，我们对原申请书作了修改，经费预算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主要用于研制PC-I型膜片钳放大器及其系统、实验用药品等。我们科研组对项目潜心研究，根据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精神，于1990年3月底基本上完成了研究计划。

经过课题的研究，我们不仅提高了关于细胞电生理的理论水平，而且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内、外期刊或学术会议上发表，而且通过技术开发，研制成功了PC-I、PC-II型膜片钳放大器样机及其相关的软件系统，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断向前发展。通过这段时期的研究工作，锻炼了队伍，增强了信心，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

1993年，我们向当时的校长杨叔子院士写报告，建议成立生物物理与生物化学研究所，希望以生命科学（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基础研究为主，以应用开发（生物医学电子仪器开发、应用化学开发）为辅，集中力量于优势研究方向。鼓励与国内、国际同行互利协作，共同奋斗，使该所为生命科学基础研究作出贡献。同年4月，自动控制工程系与化学系携手迈入生命科学前沿，宣布成立生物物理与生物化学研究所。刚刚在德国结束博士后研究的周专博士、副教授，作为学术中坚而出任所长。研究所下设两个研究室，即生物物理（原生物医学电子学）和生物无机化学两个研究室和一个细胞信使实验室。两位副所长瞿安连、黄开勋分管有关所内的业务内容，该所成员中除我外，还包括在各自研究领域卓有成绩的徐辉碧教授和邹寿彬教授。从1993年开始，我们就抓紧筹建细胞信使实验室。1994年初，实验室的筹建工作进入最紧张阶段，当时参加工作的有徐涛、杨岳峰、叶琴和我4人，我先派徐涛到上海提回光电联合检测系统的主要部件（购自德国），杨岳峰负责实验室装修，叶琴负责后勤工作，我则掌管全面。当时自控系党总支书记韦敏同志，上下班都来实验室转一转，给我们鼓劲，徐辉碧教授也经常来现场查看。到1994年暑假，实验室的安装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并且系统也作了试运行。

1994年11月，我校迎来了一位贵宾，即诺贝尔奖得主、德国科学家埃•内尔博士，他应邀来我校访问讲学。此前内尔博士和我都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亚太地区生理大会，会后由我陪同内尔博士和他的夫人由上海飞抵武汉。我校授予内尔博士名誉医学博士学位，仪式当时由我主持。内尔博士随后作了精彩的首场学术报告，报告厅内座无虚席，除校内师生外，校外同行专家也前来参与。学术活动第二天，中德双方签订了科技合作意向协议，协议约定根据课题的需要与实验室安排的可行性，可接受双方的科技人员进行学术交流和研究工作。随后，内尔教授进行了第二次学术报告，题目是“神经细胞的分泌控制”，这次学术报告内容深入，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教师和学生提出了问题进行交流，气氛仍然十分活跃。内尔教授还来到细胞信使实验室，指导工作人员，进行一次全面的、系统的试运行，在实验室工作了整整两个单元的时间。他既是细胞膜生物物理的理论家，也是实验能手，此次经过他的指导，我们自己的光电系统已进入正轨运行。至此，内尔教授来我校访问讲学取得圆满成功。

回德后，内尔博士于1995年3月来信告知他申请了一项“单细胞的分泌事件的检测、处理与分析”课题，邀请我校康国新和徐涛两名博士生前往哥廷根实验室工作两年。他们于1995年底到达工作地点，在内尔博士的亲自指导下按时完成了研究计划，写出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随后，学校还派出多名研究生去哥廷根实验室深造。内尔博士1997年再次访问武汉并来校讲学。他还与德国马-普协会联系，以40000德国马克资助我校生物所的实验设备更新。目前，细胞信使实验已有多个实验分室，其中用进口设备组成的系统有8台，用自制设备组成的有4台，还有光成像系统一套；除电生理实验室外，尚有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作深入分析之用。今天的华中大生物物理与生物化学研究所及其所属的实验室已成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一部分，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医学工程也双双获准为国家重点学科。目前的研究单位为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1996年10月，我光荣退休，除继续主修《电子技术基础》教材外，开始安度晚年生活。回顾我这一生，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到21世纪初叶的各个时期。时光流逝，世事沧桑。我真心地为我们祖国如今的繁荣昌盛感到骄傲和自豪，为年轻人的成长、敢于拼搏担重任而感到欣慰。我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微薄力量，看着如今国家兴旺、人民安康、学校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吾愿足矣。

（康华光口述，李旭玫访谈整理。康华光，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电子技术教学与生物医学工程研究，取得多项成果。主编的《电子技术基础》(模拟、数字部分)先后荣获四次国家级奖励，主持研究的“优化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建设”项目获1989年国家级优秀教学研究成果奖。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