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从中南体院（江西南昌）毕业，来到华中工学院工作。报到那天，我从南昌乘火车来到武汉，因学校不通公交车，第二天我自己租了辆木板马车沿着一条窄窄的土公路来到了建校不久的华中工学院。报到后，我被安排住在离山脚不远的一栋只有两层的小楼里。站在小楼上放眼望去，周围只见荒野、坟堆、水塘和散落的小村庄。
那时候体育教研室共有10位教师，其中有8位教师是建校时从其它高校调来的老先生：从武汉大学来的王尚直、杨毅，从湖南大学来的罗介如、肖敦琨，从南昌大学来的陈英、邓明亮，从广西大学来的梁单非，从广东大学来的吴甦，我和廖显桢是后来从中南体院毕业分配来的。教研室主任是王尚直。我除上课外，还要建立男、女体操队，兼管训练，并负责全校的群众性体育工作。我感觉到担子较重，但我年轻，不怕吃苦。当时国家提出体育锻炼的口号是：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1955年，国家开始推行“劳动卫国制度”体育锻炼标准 （简称“劳卫制”）。每年省市高校都要进行一次评比，并将评比结果进行通报。我那时虽然是从体院毕业，但业务知识和技术能力还达不到教学要求。我想，既然领导委以重任，我就要下决心苦干，边干边学。当时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书记很重视文体工作，这也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动力。我抓紧时间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课余时间，我基本上都是和学生们在一起训练，学生有进步，我也有提高。
1956年，我第一次带领体操队参加武汉市高校年度体操比赛，结果我校男女体操队均获得团体冠军。比赛时朱九思书记也在现场观看，特别高兴，还亲自掏钱去商店买了面包和汽水分给队员们，大家都深受感动，我也深受激励，暗下决心要加倍努力！第二年，武汉高校综合性运动会举行。我当时的任务除了带男女体操队之外，还要兼带男足和击剑。足球我懂一点，但在决赛中我们的对手是体院。我想，只有扬长避短、出其不意才能取胜。于是，我安排了四三三阵形，即前锋4人、中场3人、后卫3人，以攻带防，死守中场。在队员配置方面，我考虑到武汉学生见多识广、四川和湖南学生勇猛、班干部责任心强的特点，认为比赛时我们应该斗智斗谋，强攻死守，突出队员责任制。于是，我安排武汉籍学生各一人担任前锋和后卫，班干部担任中场，其余队员为四川、湖南籍的学生。动员会上，我对队员们说：我非常信任你们，希望你们在比赛中拿出智慧和敢拼的精神，夺取胜利！那场比赛观众暴满，其中有许多市民和军人，朱九思书记就坐在主席台上观看。经过激战，上半场打了个平手，下半场华工队踢进一球，以1：0战胜了体院队。顿时主席台上热闹非凡，领导和嘉宾纷纷向朱九思书记祝贺。当天晚上，朱九思书记抽出时间接见了王尚直主任、我和全体队员，鼓励大家加强锻炼，好好学习。
在这次运动会上，击剑决赛也是我校与体院队对决。我没学过击剑，也很少观看，基本上是个击剑盲。所幸，当时挑选的队员虽然没有经过训练，但都来自农村，身体好，爱运动，也很听指挥。比赛前，我买了一本《击剑规则》，和队员一起学习了一遍。然后，我就教导他们：比赛时使用跟步，看准得分部位再勇敢跟步直前，出手要敏捷，速度要快，这样才能击中得分，不要玩那些花架子。队员们将我的话铭记在心，他们穿上了华中工学院的校服，自信心和责任感油然而生，感到：我是王者，我来了！结果在轻、重剑比赛中，我队力压体院，获得冠军。体院教练感叹道：战术难比，华工的队员太勇猛了。
原本初建不久的华中工学院在武汉知之者不多，但因为几次体育盛会的胜利，经过观众宣传，凡在街上佩戴“华中工学院”校徽的师生出现，群众都表示敬佩，报考华工的武汉学生也逐年增多。我也借此沾光，在两年之内晋升为讲师（按规定需4年）。
1955年至1958年底，全国掀起学苏联的热潮，体育课继续推行“劳卫制”标准，内容有跑、跳、掷和体操。跑有男子3000米、100米，女子有1500米、100米；跳有跳高、跳远；掷有手榴弹、铁饼、标枪；体操有男子单双杠、自由体操、跳马和引体向上，女子体操有高低杠、自由体操、平衡木和跳马。1959年后，体育开始执行新制定的《体育锻炼标准》，类项与“劳卫制”标准大体相同，只是标准分有所降低，如跑的方面，男1500米、女800米和50米，只记达标无奖章。教育部规定，在校学生体育未达标者扣发毕业证，即使参加工作，也需在限期内返校补考。那时候，体育锻炼不但成为师生自己的需要，更是形成了校风。课间操、早锻炼和下午课后活动，东西边的大操场无一块空地，抢争场地已司空见惯，教学大楼空无一人，凡没抢到场地者自动到校园人行道上跑步，青年教师夹在学生中跑，中老年教师则在林间空地上练太极拳。那景象人见人喜、人谈人夸，师生体质可用“身强体壮”“精力充沛”等词来形容。当时我校学生每年体育达标率均在98%以上，而武汉的其它院校只有少数几所达到90%。我校每年在高校运动会中总成绩都获第一名，体操、田径等部分项目甚至超过了体院。湖北省和武汉市体委把华工列入标竿单位，我每月去体委汇报工作时，体委的领导对我非常热情，高度评价我校的教育方针使学生德智体得到了全面发展。
《体育锻炼标准》文件颁布后，湖北省体委举办了一个骨干培训班，成员共60多人，皆来自武汉市各大高校。组长是民院的一位老教师，我是副组长，负责日常管理具体事务。1958年和1959年，湖北省体委委托华工承办两届体育夏令营，为武汉各高校和高中青年体育教师提高教学水平，指定由我负责组织，并兼上体育理论课程和体操训练指导。我顺利完成了任务，再一次展示了华工的良好形象。
1960年春节前后，湖北省委派戏曲团和体育队联合组团赴灾区进行慰问演出和体育比赛，体育队指定由华工组建。华工选派了两支综合体育队，我被指定为一分队负责人。我带着体育队先后去孝感、罗田和汉川，受到当地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1978年，华工体育教研室升为体育课部。当时共有63名工作人员，分为行政办公室、群众体育教研室和训练教研室3个部分，其中群众体育教研室有教师41位。这年暑期，我被派往广州和湖南各兄弟高校调研，先后走访了6所重点大学，吸取各方经验发展华工体育事业。调研回校后，有校领导多次动员我出任体育课部主任，但我最终只同意当群众体育教研室主任，长期扎根基层做实事。
1991年，国家体委和教育部曾联合组织一批体育专家，派往重点院校巡视在校学生体质现状和教学质量。湖北省指派一名专家，我被幸运点名参加上海南京视察小组。每到一所高校巡查结束，联席会上我总被点名发言，从中可看出教育部、国家体委对华中工学院的重视。
1993年以前，我们学校还没有单独审批正高的资格。教育部规定，任何专业只有具有3名及以上正高教师才有单独审批正高的资格。在我被评为教授之前，体育课部有两位正教授，于是我认真进行准备，争取成为体育课部的第3位教授。我把竞争机制引进体育教学，做了两年的试验，用统计学原理归类，将引入机制前后的教学效果进行对比，从而论证将竞争机制引进体育教学的作用和意义。在期末体操考试中，我请3名教师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给学生打分，然后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将中间的分数定为学生考试得分。我将这项改革写成文章，获得了湖北省“教学改革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当年华工全校共评出11门一类课程，体育就占了一席。此前，我已通过考试获得省人事厅颁发的正高外语合格证。由于有了过硬的科研论文和外语合格证，经过评审，我被评为教授。多年后，华工有了体育专业审批正高权，我的几位同事也先后评上了教授。我很庆幸自己在退休前在事业上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更为自己为华工体育事业作出的贡献而自豪。
我之所以能在体育方面取得一些成绩，得益于华工初建时难得的机遇，也得益于朱九思书记对体育的高度重视。借此写首小诗表达我对学校和九思书记的感恩：书中自有黄金屋，施教到位强民族；领导亲谐凝聚力，合校筹建功高苦；荒野规划巧布局，楼宅绿道极致美；人生难得遇九思，铸就桃李名千古。
总结在华工的工作经历，我有以下两点体会：第一，干事业有苦也有乐，苦是一种投资，更是难遇的恩惠，只有勤劳和汗水才能收获经验和知识。我们那时的口号是“革命工作像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我们这辈人就在无数次搬动中度过了青春年华，不讲条件更无报酬，上级只要下达任务，收拾行装就出发，家事托交老人管。大办钢铁日夜守炉一周不下岗，干过；修丹江铁路徒步行军，走过；东西湖围湖造田挖泥挑土，经历过；搞农村四清、支农，参加过；苏修跨越国境备战，挖防空洞，干过；每年夏秋到附近农村搞双抢改造思想，去过多次。那个年代人们思想觉悟真纯朴，没有怨言，全是自觉埋头实干，用现代话说真正做到了无私奉献。
第二，心态充实所带来的喜悦才是最大的喜悦。改革开放后，人民迎来了新时代。我抓住一切机会拼命学习。白天忙工作没时间，就等到晚10点后家务事都忙完了才开始学。夜晚读书、背书、写文章，经常到凌晨两点才睡，早上6点钟又要起床。每天工作、学习非常辛苦，但我感觉自己过得非常充实和快乐。
（李育才，体育部退休教授，1955年进入华中工学院工作，1978年至1996年任体育部群众体育教研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