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听过父亲上课，也没有在他的实验室工作过，所以对他的工作我了解不多，只能说一些知道的事情。父亲的整个生平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这两阶段的分割点大概是在1952年左右。1952年之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武汉大学，1952年之后他的工作主要是筹建华中工学院。

我的父亲可以说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成长起来的，他们那时追求科学和民主。很明显的是，他在金陵大学拿的是文学学位，但是在赴美留学时，却选择了物理学作为主攻方向，并且从那以后就完全转为理科。除了一方面是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之外，还有一方面是他在上学期间就感觉到学界比较复杂，教会学校的管理也很黑暗。如果学文，毕业后可能会步入仕途，由于家庭的影响，他认为学理科可以不依赖于政治。

他在学校里面比较活跃，参加过学生运动，也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揭露教会学校的黑暗。有一些材料我脑海里有，但是已经找不出具体的东西了。1923年，父亲从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后毕业回国。1927年回金陵大学任教授。由于南京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学校里面特别复杂，各系各派很多。后来他得到一个经验，做学问的人不能搞政治，而且认为南京并不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

20世纪30年代初，武汉大学刚搬到珞珈山不久，王世杰任校长，那时正在到处招揽人才。王校长请了一些人到南京去不断地找我父亲，刚好父亲也觉得南京的政治气氛太浓厚，不适合他，所以经过反复商量后来到了武大。从那以后，特别是在1932年到1937年左右的这段时间，是他最主要的工作时段，他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建立武大物理系。

父亲刚到武大不久，前前后后找过不少人，希望他们能到武大物理系任教。他们中的一些人留在了武大，也有一些人最终没有留下来。当时武大每年都有一个教师名录，在那上面应该可以查得到。我记得有物理学家江仁寿，他和我父亲一样，都是安徽人，从英国留学回国，但他后来离开了武大。父亲找的这些人以青年人居多，他们的发展都属于上升阶段。

据我所知，父亲在教学工作上非常注重两件事情。一是补充了最主要的基础理论课程，另外一件事就是他大力推行实验课。在他到武大来之前，我听说武大是没有实验课的，实际上那时候全国也都是如此，许多理科都是只有理论课而没有实验课。他的目的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武大物理系能够既有基础理论课又有实验课，所以在这两方面他都投入了很强的力量。

桂质廷先生也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起初他担任华中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后来父亲亲自把桂先生请到武大任教，之后他还接替父亲担任过武大理学院院长。最近听桂质廷先生的女儿说起他父亲对备课的重视程度。桂先生每年讲课的讲稿都是当年重新写过的，讲过之后又认真地整理好。桂先生有一次正好要去上课，她女儿看见了说：“你要去上课，你的讲稿忘记带了”，他说：“我那是写的，上课的时候就不带讲稿了。”可见他认真的程度。

父亲曾一度离开武大去了上海。1938年，武大西迁乐山，当时决定四年级学生不去乐山，由父亲负责四年级的整个工作，把他们全部送毕业。我父亲大概是离开珞珈山的最后几个人之一，去乐山的时候已经是1938年的夏末了。当时乐山有一种流行病，得病的人挺多。有些武大的学生晚上莫名其妙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发病很快，从手指尖开始麻起，半夜里就麻到心，有些人就不行了。这种病被当地人称为瘴气，或者叫做“痹(音pa)病”，好像一个人趴下去了。最初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逐渐摸索出打一种针可以临时缓解这个病症。我父亲去乐山几个月之后也得了这个病，我记得那时候我才十几岁，他一发病，我就提着一个小马灯，跑到医生家里去请他来打这个针，可以暂时缓解一下症状，但是父亲还是反复地发病。这个病后来根除了，但已是若干年之后。后来才搞清楚，是当地吃的盐里面含有氯化钡，得病的人是钡中毒。虽然后来解决了问题，但我父亲离开的时候还不知道。所以当时他就不得不离开了武大，到上海治疗。

到上海后，父亲过去有一个老朋友在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他动员父亲加入。父亲在这个董事会干部处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执行秘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是20世纪20年代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一个民间文教机构。基金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保管、分配、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武大现在有一到两栋房子，门口还贴着牌子，写着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援建，大概是这么一个缘故。我印象中好像钱学森、张培刚都是庚子赔款的留学生。我父亲那段时间就离开了武大，参加了基金会的工作。这个基金会当时是在三个地方：重庆、香港（作为英国的租界）和上海。但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之后，这个工作就没法做了，父亲被困在上海，三年没有工作，期间他就给当地一些人做家庭教师。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大概是1946年，让他负责当地一些中学生进一步考大学的问题，他就主持这个所谓的先学班。1947年，父亲又回到武大担任理学院院长，他认为这段时间都是桂质廷老师主持物理系的工作，所以就一定要请桂老师担任物理系主任，他是继我父亲之后武大第二任物理系系主任。

还有一个情况可能你们也不知道，我父亲本来姓王。他的父亲本姓王，母亲姓查。我父亲的舅舅查秉钧是他的养父，是最后一届翰林。翰林院那时候有比较高的学术地位，翰林是当时社会中层次较高的群体。但是他没有儿子，所以后来就把妹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过继过去。

父亲这一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比如逃难，比如错综的人际关系。除了在国外留学，他真正好好做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件事就是想在武大建一个比较现代化的物理系，另外一件事就是筹建华中工学院。尽管他不是搞工程的，但是组织上要他去华中工学院，而且那时父亲也觉得能够有机会建立一个新的工学院也很好。他做事很精细，一点点东西都搞得清清楚楚。父亲在华中工学院的具体事情我了解的不多。一方面因为这些事情是解放后，到1952年才开始，那时父亲年岁也大了；另一方面是因为解放后的实际情况，一段时间内整个社会都在搞政治运动，重点并不在教学上。据我所知，他到华中工学院之后没有上过课。华中工学院建校时是工科性大学，没有成立物理系，只成立了物理教研室，给各系上公共物理课。假设学校当时有物理系，那么怎么来办物理系，作为校长的他肯定会出主意。

父亲调到华中工学院去工作时，我已经在武大毕业留校了。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去父亲家，记忆中他住在内招的招待所，和朱九思家挨着，是两户一栋的房子。张培刚先生是我夫人的族兄，张先生的夫人谭慧老师是我夫人的二嫂。我与华中工学院的关系除了父亲之外，就是和张先生家有比较深的渊源。

（查全性口述，李旭玫访谈整理。查全性，中国科学院化学部资深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博导。华中工学院首任院长查谦之子。本文根据2012年采访录音及史料整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