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从武汉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学校卫生教研室（后来改名为儿童少年卫生教研室）工作。从那时开始，我就在朱教授的带领下从事儿少卫生学的教研工作。

一、在学术领域执着追求

朱文思教授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不是很长。在过去那段历史中，学校里搞“鸣放”，搞“反右”等运动，知识分子多处在压抑、受批判的状态，科研环境不能跟现在相比。当时，大家都在观望。我们年轻，领导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就这样，开她的批判会，“拔白旗”。学生编剧情扮演她、丑化她，现在叫小品，以前叫活报剧，就是一种很简短的情节剧。也许有人想问，她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能正常工作？能有什么成就可言？但是，尽管在这样很不利的大环境下，朱教授仍然很执着，并没有放弃自己作为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

朱文思教授为人很低调，这点和她在北京医学院同样从事儿少卫生学教研工作的老同学叶恭绍很不一样。她们都是国内最早开展儿少卫生学教研工作的专家，但是她们性格不一样，所处的环境也不一样。如果说要竞争，比较一下，是北京医学院强还是武汉医学院强？肯定是北京医学院。北医拥有的资源、条件，武汉医学院不能比。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以后，国家要选派教师出去访问、学习，去国外深造。当时，卫生部就让北京医学院派老师，让武汉医学院也派一个，当时通知我作准备，学校人事处开始为我办手续，结果一下子发生了变化。原因是北医要为北京市卫生防疫站争取一名医生，要她去，把我的名额顶了下来。朱教授当时就很生气，怎么会这个样子，都准备差不多了，一下子就没了。我记得当时按计划准备去3个国家，其中包括英国，可惜没有去成，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

二、强调预防工作的重要性

朱文思教授非常重视预防，强调预防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当年报考公共卫生系，原来填这个志愿的目的也不明确，反正有人填，我们就填，就这样从事了这项工作。当时大家对预防工作都不够重视，她就很强调。不仅强调它的重要性，还要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么重要。她经常说：“预防就是要把工作做在前面，做在疾病流行的前面。”虽然预防工作开始看不见成绩在哪里，看不到成效，但是还是要预防啊。虽然事情还没发生，疾病还没流行，但是预防工作已经要开始做了。我们的工作对象是大人群，不是个别的。门诊医生是一个一个的来，我们预防工作的对象是一大群一大群的。朱教授强调预防工作重在实践，就是说要进行经常性的卫生监督，强调我们这些卫生医师必须要下现场，必须将理论联系实际，不能脱离实际。原来关于卫生监督的一些要求，我们都是学苏联的，就是第一点什么什么，第二点……第三点……就这么背的。实际上光背这个没用，一定要到实践中去。所以她强调毕业以后，年轻老师一定要下现场，不下现场是不行的，理论完全脱离实际不行。她经常讲，解放前她是怎么样下现场的，她每天都要到卫生局下属的一个预防组这样的机构。我们儿少卫生学学科过去叫学校卫生学，主要关注的是儿童和学校的学生，所以要到学校去开展工作。她除了经常去预防组外，也经常到学校去发现哪些疾病有流行的迹象。比如流感，她到学校各个班上去巡视，一旦发现有学生流鼻涕、咳嗽等症状时，就把他隔离起来，不让他和其他人接触，这样就可以控制流感的传播，使疾病不能形成流行趋势，防患于未然，朱文思教授就是这样强调预防工作。她经常不断地跟我们灌输理论要联系实际，不能脱离实际。但是我看现在的学生，就觉得有些方面做得很不够。现在的学生毕业以后，有不少不愿意到CDC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去，就是以前的防疫站、现在叫疾病控制中心，如市卫生防疫站、区卫生防疫站等疾控中心。现在留校的人，他们都不太去了，呆在教研室里冥思苦想写标书、申请课题，搞科研。这种情况真是让人担心！不懂卫生监督，怎么搞预防工作？我就想到，从香港选派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女医生陈冯富珍，她在那里起到的作用就是我们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卫生医师应该发挥的作用。不是要你整天去看病人，给病人发药、打针，你要出谋献策，要起到这个作用。如果陈冯富珍不联系实际，就不了解情况，就提不出专业意见。所以陈冯富珍一定去了一些疫情严重的国家，如果没去，不了解情况是不能乱发表意见、闭门造车的。
朱文思教授很强调到现场，联系实际，这方面对我们的教育是很深刻的。她强调预防工作的重要，就是要坚持在预防医学的各个学科领域里坚定不移地搞预防工作。“疾病的预防比治疗更重要”，“预防第一，治疗第二”。当然，有了病人不治疗也不行，治疗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真正来讲，要做在前面的工作就是预防。如果我们能让医院那些医生们都没有事情做，没有活干，我们就成功了。

三、致力于儿童视力保护的研究

朱文思教授在保护儿童少年视力、预防学生近视的研究方面，是国内领先的。我是卫生系第一届毕业生，1957年毕业后，下乡劳动了8个月回校。在朱文思教授的带领下，和技术员孙凤仙老师（现在已经不在了，原来搞教辅工作）一起开始从事保护儿童少年视力的研究。解放初期，孙凤仙老师在协和医院工作，那时中南同济医学院卫生系还没有建立。孙老师在协和医院预防科就和朱教授在一起，他们在那里有门诊。孙老师是位老护士，很有经验，人很好。1964年，在朱文思教授带领下，我们首先进行了学生视力状况的调查，接着就开始了视力与照度关系的实验研究。我们三个人，一个星期至少有两到三天下现场，到学校去，用照度计测量不同照明条件下学生的视力和课桌面照度，照度的单位是勒克斯（Lux或lx，即米烛光）。研究初期，我们发现，学生的视力是随着照度的增加而提高的，光线不好，学生的视力也相应不好。但是，当照度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时，学生的视力就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即不是说你把照度不断地往上提升，学生的视力也就会不断地提高。实验研究的方法主要是：用不同数量和不同瓦数的灯泡来调控视力表上照度的高低。实验结果表明，当照度为50lx时，约有50%的学生的近视力（近视力表离眼睛30厘米）、70%的学生的远视力（远视力表离眼睛5米）都分别达到1.0（正常视力）；照度继续升到100lx时，近视力和远视力都达到1.0的学生人数都相应增加到80%；当我们令照度上升到500lx及以上时，两种视力都正常的学生则基本上不再增加了。这个结果充分说明，在一定的照度范围内，存在着视力随照度上升而提高的正比例关系。因此，结合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向卫生部提出了教室课桌面上照度应不低于150lx的建议。之后，卫生部结合兄弟院校的后继研究成果，在颁布的《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中，规定教室课桌面的平均照度不低于150lx，黑板面平均照度不低于200lx。

课桌面照度的高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电压的高低，稳不稳定，课桌与灯的水平距离，灯至桌面的垂直距离等等，都会导致不同座位的学生所享有的照明条件也不相同，所以，就有一个照度均匀系数的评价指标（照度均匀系数等于最低照度与平均照度之比值）。卫生部规定教室桌面照度的均匀系数不应小于0.7，计算此系数一般要求选6、9、12个桌面照度测定点，至少要测6个点。

我们原来熟记的卫生要求、卫生标准都是原苏联的。我们那时根本达不到，我们发愁、纳闷，老师只好说这是我们的目标，以后会达到的。真的，现在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各方面的发展水平都上升了，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教育部能多拨一点钱给中小学，教室里就可以多装几盏灯，灯泡的瓦数加大一点，学生的近视也会少一些。现在不知道教室照度怎么样了，有没有人去测定、去监督、管理。其实现在更应该重视这个问题，看看教室照度情况怎么样。现在学生近视眼仍然很多，当然这里面不一定完全是环境因素，还有其他原因。比如，眼眶的深度。我们东方人眼眶的结构特点，黄种人眼眶比较浅，眼球就凸出来一些，相对容易形成近视。不良阅读习惯，近距离工作持续时间过长，还有现在年轻人在晃动的车上看手机，不少研究还揭示近视和吃糖、蛋白质的摄入不足等等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