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的一天，我和乡亲们正在山坡上翻地，邮递员来了，说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到了。当时因怕考不上，自己不敢下山去接，请别人替我去接的。

拿到通知书，感觉又沉又厚的，似乎考上了。拆开一看，果然考上了，我被录取到我填报的第一批次的第一志愿——华中工学院。记得当时我并未因此而高兴得跳起来，而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我总算考上了，没辜负父母的养育；忧的是家境贫困，可能读不起。

很感激父母宁愿自己受苦受累也要送我上大学，也多亏左邻右舍和亲戚们你一元他几角地助我成行，我才得以背着一床被子和几件衣服就上大学来了。由于当时没有邵阳至武昌的直达车次，只能先乘邵阳到长沙的火车再转，加上我又是乡里伢子进城，手上的钱也紧巴巴的，所以头一天傍晚到长沙下火车后我就只能在火车站呆了一晚，连晚饭也不敢吃。第二天一早还是饿着肚子急急忙忙买了从长沙至武昌的硬座火车票上火车，奔向那向往的地方——华中工学院。因为这初出山寨的一幕太令我难忘，故这张1964年8月26日250次从长沙到武昌的6元的硬座火车票至今我还保留着。

为什么要填报华中工学院？记得那时，我们农村山窝子里的中学高校招生信息很少，所以填报什么学校只能靠班主任的粗略引导和自己的感觉。记得填报志愿前，听班主任说，华中工学院坐落在武汉美丽的东湖旁边，风景很好。我在农村见过“江”，也知道“池塘”，就是没见过“湖”是什么样，于是凭着想看看美丽的东湖是什么样就填报了华中工学院。入学后不久要填报专业，报哪个？心里也没数。有个专业叫“工业企业电气化及自动化”，这跟我小时候听到的印象，说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很相似，而且还有“自动化”，挺超前的，于是就填报了这个专业。现在看起来，当时虽有点可笑，但心态轻松，没有任何强制。于是，既为之，则安之，后来就一心一意地为成为拥有该专业本领的“红色工程师”而努力。

“红色工程师”这个名字是在录取通知书的附件中看到的。附件上印有华中工学院业余文工团创作的大合唱，叫《序曲---红色工程师的摇篮》。看到这，我想我以后的人生走向大概就是当红色工程师了。

进到学校后发现，不仅环境优美，还处处洋溢着热忱、真挚、融洽和奋发的气息。但同时，由于家境贫困能否读完大学的忧虑也在脑海里盘旋。不过，没多久，我的忧虑就烟消云散。一是我和班上差不多一半左右其他来自农村的贫困同学都申请到了国家的全额伙食补助（每月13.5元），我每月还有2元的生活补助。二是进入冬季后，学校又通过困难补助发给我崭新的棉衣棉裤。三是虽然气温降到零下15℃后我垫的草席挡不住寒，但在班长谢军同学组织下，全班同学发扬雷锋精神，又很快为我送来一床垫棉絮，记得是王初凤同学的。之后，广东的温秉钧同学又送给我一条换洗的单裤。想起中学6年，我虽是寄宿生，但自己一直没有被子，也是班上同学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我才挺了过来。现在我又一次次地得到了国家、学校和同学们的关怀、关心及帮助，使我感恩之心悄然骤起……于是，我开始认真地思量，这大学之路我该怎么走下去？

由于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当务实，也很贴近学生，所以我很快通过学习就领会到：要成为红色工程师，在校学习时就应当自觉地沿着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方向努力，做到又红又专，毕业后全心全意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同在中学的学习相比，我感到这是我在自身前途认识上的质的升华。
又红又专，其实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另一种表述。对我来说，有着实实在在的奋斗内涵：既要有高尚无私的品德，又要有扎实过硬的才华，还要有健康强壮的体质。所以，我就以此为大学努力的方向，反思着自己的不足，规划着自己的进步。

例如，在中学阶段，我未能自觉想过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进大学后，看到班上不少同学都是共青团员，他（她）们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事事率先。这对我触动很深，感到自己也应在政治上、品德上和行为上有高标准要求，努力争取入团。不到两年后的1966年4月15日，在班长谢军同学和沈瑞玲同学的帮助、介绍下，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了记住这一新起点，当年电机系分团委油印的入团批准通知书我至今还保留着）。之后，我的努力健康而持续地保持着，五年后我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又如，进大学后，一开始我对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认识不够，认为自己来自农村，经得起苦累，无所谓。但大学入学后不久，在一次民兵体育项目测试中，跳木马时我就摔了下来，手上拿的木制步枪也摔断了。我心里很难受，自己还主动写了检讨。吃一堑就长一智，从此我就下决心要把体育锻炼当作我每天学习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每天早上坚持广播一响就起床，然后跑三千米，下午再运动一小时，晚上坚持洗冷水澡等。由于坚持这样锻炼，加上学校对学生伙食也很重视，我的体质大为增强，成了我上大学后最开心的收获之一。一年多后我参加了全校一两百人的万米跑，拿到了第68名。我终于逐步体会到了体质好将来才能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举个例子，1978年的一天，我因感冒首次上学校医院时，我已在校工作8年了，当时我居然傻乎乎地拿着1964年入学时的学生空白病历去看病，闹成了笑话！

同时，我也明白了工程师的“专”应体现在既理论深厚又技艺高超上。为了我们，学校的教学设计可以说是精心安排的。例如，基础理论课如高等数学、理论力学等都是很有教学经验的资深教授上的，我们听起课来极有兴趣。即使是按小班上习题课的年轻助教，教学效果也让我们兴味浓浓。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也是考虑周全。正因为有这样的好环境，使我对理论学习、参加实验特别是科技实践都饶有兴趣。因为通过科技实践既可巩固所学知识，还能认识和发现新知识。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复课时，我跟班上的几位同学参加了由涂健老师指导的课外科研小组，还去黄石大冶钢厂电气车间结合革新项目真刀真枪地边实践边学习边思考……受益匪浅。回顾这些经历，我深深体会到了兴趣出动力、思考出创意、实践出真知的深远意义。

很高兴，在母校——华中工学院几年的学习使我提升到了一个更高层次去做人做事。她不仅为我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坚定了正确的努力方向，增强了体质，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养成了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更重要的是母校那真挚务实的育人氛围培育了我能始终用认真负责的态度、踏实肯干的精神、勇于突破的思考和坚持不懈的毅力来对待学习和工作，引导我走上健康的成长之路。

正因为如此，毕业时我的感恩之心凝聚成了一句话：不管分到哪里工作，我一定要用努力奋斗、勤奋工作、多作贡献来报答党和政府的关怀，报答母校的培养，报答老师们的教育、同学们的关心和帮助。这种为母校争光添彩的报恩之心后来也就汇成了我一生中努力工作、多作贡献的动力源泉。

(秦忆，原华中理工大学副校长，曾获全国优秀教师等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