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给水排水工程专业，之后分配到基层襄樊棉纺厂，从事技术管理工作。1978年9月，我正式调入武汉建材学院（后并入武汉城建学院）。此时，正逢1978级新生入学。1977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仿佛一声春雷，沉寂了十年的中国教育界迎来了崭新的春天。当我走进大学校园里，荒芜已久的校园里可谓是生机盎然、万象俱新，小楼林立，绿树成荫，流水淙淙，往来师生的脸上都洋溢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我立即就被这种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吸引了，然而，还未等我从这种喜悦的心情中平复过来，接踵而来的问题就将我拉回了现实。

从ABC开始

我在棉纺厂待了十年，一直从事基层工作，好多基础课程，如数学、水力学、化学等都忘得差不多了，尤其是英语，基本上忘得干干净净。这让我很难适应当时大学的教学工作，因此，除了做好助教、助研工作外，我基本上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复习上，尤其在英语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其实，1958年，我上高一的时候学过英语。那时候俄语人才供大于求，国家有关部门采取措施缩小了俄语教学规模，同时扩大英语和其他语种的教育规模，英语教育才开始受到一些关注。当年秋天，国家颁布了《初中英语教学大纲(草案)》，同时扩大高中英语课的开设规模。但是由于长期对英语教育的忽视，甚至于在1954年至1957年之间，一度取消了外语课，因此，当时的英语老师很少，且本身英语基础并不好，执教能力不高。

上了大学之后，教育部先后发布了一些促进英语教学的大纲和意见。但由于各种政治运动方兴未艾，对英语教学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高，加之我英语基础差，学起来很吃力，学校没有硬性要求，我就干脆选择了免修。上班十年，可以说与英语处于绝缘中，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学过的仅有的一点英语基础早就交还给老师了。

如今调入大学工作，正逢国家发展的新时期，国家教育部将英语教学提上了日程，并于1978年8月28日，专门召开了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廖承志指出“培养外语专业人才，最重要的是把基础英语搞好”，大大激发了全国广大师生学习英语的热情，各行各业都掀起了学习英语的热潮，各种形式的英语短期培训班和函授班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在全国各地冒了出来。我们学校也举办了英语补习班，有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也有口语练习班、阅读练习班。我因为英语基础差，因此选择了初级英语补习班，我还记得当时用的教材是辽宁工学院编写的《基础英语》，听课之余，我把教材后面的习题全做了。除此之外，我还与给排水专业77级、78级学生一起上英语课。因为国家1977年10月21日宣布恢复高考，因此当年的高考是在冬天举行，77级新生是在1978年春季入学，而1978年考生是在夏天考试，秋季入学，这导致77级、78级两届学生入校仅隔了半年。这两届学生可以说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英语水平普遍较低。当时给排水77级学生英语教材用的是湖北建工学院、重庆建工学院、湖南大学等联合编写的《给排水基础英语》，78级学生使用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编写的《英语》，这些都是基础性教材，从ABC字母开始，教授音标、单词和短语，以及简单的对话。

我将这两届学生的英语课表排出来，每节课都不缺席，提前赶到教室，坐在最后面，一边听，一边记笔记。刚开始时，来上课的学生看到我穿着朴素，年龄比他们大一些，因77、78级在一个班里年龄相差很大，有的三十多岁，有的不到二十岁，因此，我比年龄大的同学只大几岁，比年龄小的同学大近二十岁。他们看到我既不像老师，又不像学生，时不时悄悄地转过身来打量我，再凑在一起低声嘀咕几句，想必是在猜测我的身份，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后来，我听课的次数多了，大家也不以为怪，时不时跟我搭个讪，开个玩笑，我还结交了几个朋友。当时给排水78级学生中，有一位名叫陶涛，各方面都很优秀，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1985年调入武汉城建学院，后来和我同在一个领导班子里，他为系主任，我为党总支书记。2000年，武汉城建学院与华中理工大学、同济医科大学合并后，陶涛为华中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他常常在公开场合说：“唐友尧老师与我，既是同事，又是搭档，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同学’。”

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我的英语听说能力依然较差，而且湖南口音比较重，发音不准。但是借助英语词典，我基本上可以阅读专业英语书刊了，这对于将近不惑之年的我来说，已经算是十分不易。

第一次上专业课

1981年上半年，给排水77级的专业课《给水处理》由李镜明老师讲授，我给他做助教。李镜明老师是一位资历深厚的老教师，五十来岁，中等身材，头发斑白，穿着讲究，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讲起话来也是慢条斯理的。他的课讲得很好，不仅条理清楚，而且能紧密联系本专业发展动态，为人又很有幽默感，对我影响很大。

这一学期刚开学不久，教研室主任陈锦章老师找到我，对我说：“唐友尧老师，经我们教研室研究，下学期，打算由你主讲给排水78级的‘给水处理’课，你看可以吗？”

我乍一听，有点懵，随即明白过来，连忙推辞道：“陈老师，我过去没有讲过课，担心讲不好啊！”

我说的是实话，调入大学后，我的心思都放在英语学习和实验室里，听课倒是听了不少，但要我上台讲课，面对那么多学生，我心里还真有些胆怯。

陈老师对我的说辞不以为意，笑着鼓励我说：“你基础好，又刻苦，我们都相信你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顿了顿，陈老师接着又说：“再说了，有问题还可以问李镜明老师和我嘛，不要有压力。”

陈老师都这么说了，我也不好再推脱。转念再一想，我既然调到大学，迟早有一天要走上讲台的，就是早与晚的问题。既然组织上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也就顺水推舟地应下来：“那我就试试吧，谢谢组织上的信任。”

“好好准备，不要紧张，我们都相信你。”陈老师笑着拍拍我的肩，坚定地说道。

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给排水78级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学生，里面不乏在“文化大革命”中耽误的青年，这些青年学生深切感受到光阴流逝的催迫，倍感读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因而求知欲望非常强，像久旱逢雨的青苗一样对知识有着惊人的渴望，而且思辨能力强，思想活跃，对我这个讲台上的“新人”能否上好这门课大都抱怀疑态度。而“给水处理”是一门专业核心课，也是本专业学生今后工作的“看家本领”，对学生将来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说实话，我自己也没想到，组织上交给我的第一门课竟然是这么重要的专业课。

对这些学生的疑虑，我很能理解。首先，我虽然已到不惑之年，但与李镜明这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相比，我还是太年轻，在知识积累、专业视野上都要逊色不少。而且，我虽然在基层工作十年，也算是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但我没讲过课，根本谈不上教学经验。其次，我湖南地方口音重，普通话不标准，平日里与同学们交流还行，真上了讲台，同学们听起来可能会比较吃力。因此，就我个人而言，理解同学们的顾虑是一回事，但在当时，我自己的压力也很大，我给自己下了死任务，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此，我在课下做了充分准备。既然教授学生，那自己先要吃透教材内容才行，于是，我仔细研读了教材上每一个章节的内容，把难点、重点先捋出来，再去一一理解。仅自己会了还不行，我还要想办法将我所掌握的知识教授给学生，因此，在给李镜明老师做助教时，除了理解他讲的内容，我还特别留心李老师讲授知识的方法，包括讲课语气、提问方法、手势等。讲课最关键的还是内容，口音还可以适应，但若是内容也不好，同学们难免会抗议。而且，光讲理论还不行，理论内容枯燥，难以理解，我在襄樊工作十年，做了不少工程，搞过水厂设计、施工、管理，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我有优势，可是如何将我的优势嵌入教学中，我也花费了不少功夫。

当时，学校还有个规定，在给学生正式讲课之前，要当着教研室全体老师的面试讲。为了慎重起见，在试讲之前，我又分别在陈锦章和李镜明两位老教师面前各试讲了一遍，请他们提出改进意见。果然，有备无患，在教研室试讲时，虽然教师们提出了一些不足之处，但我的讲课还是得到了大多数教师的肯定，这也让我忐忑的心安定了不少。

为了上好每一节课，在每次上课之前，我将本门课程的讲稿、教案全部准备好。在教案中，我仔细注明了哪些是重点、难点，这些内容该如何讲，我都写得清清楚楚，并反复地看上几遍，直到心中有数。有时候，我还会对着录音机试讲，录下来，自己听，第一遍若是不满意，就再讲一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当时还没有PPT课件，老师讲课需要板书，哪些内容需要写在黑板上，以便于学生记笔记，课后理解，我都在教案中做了说明。因专业课图表多，为了节约课堂时间，我都是在上课前，将挂图按照讲授次序依次画好。

在讲课过程中，我都会结合自己十年的基层工作经验，以及课后通过收集国内外核心报刊上的专业动态而积累的素材。因为我很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引经据典并加以点评，将一堂课讲得有松有弛，生动有趣。如讲到水厂加矾时，投加量要适当，加多了反而不好。为了使学生便于理解这个问题，我列举了襄樊棉纺厂附属水厂加矾的实例。当时一位水厂师傅以为加矾越多效果越好。于是，就往水池子里多加矾。没想到过了没多久，池子出水发白，泥往上翻，出水水质反而变差了，而且还浪费了矾。这就说明加矾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适量。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因涉及物理化学知识，在此不赘述了。通过实例，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求知兴趣。还有讲到斜板斜管沉淀池的来历时，我联系到在湖南大学就学时的所闻，跟学生们聊到湖南大学朱皆平教授根据“浅池理论”提出了多层多格沉淀池，并于1958年在长沙河东水厂应用，结果使沉淀效率大大提高，但由于排泥有困难，这一成果没有得到广泛应用。1959年，日本人予野昌彦提出了斜板斜管沉淀池试验资料，并成功应用了这一概念。我国中南给排水设计院于1965年开始试验，1972年我国第一座斜管沉淀池在汉阳国水厂光荣诞生，当时来该厂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从此以后，斜板斜管沉淀池在全国遍地开花。我讲课时很有激情，声音又洪亮，看到下面的同学们一个个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我打心眼里有种说不出的高兴。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我的努力之下，这门课讲下来以后，受到学生的普遍好评。

1984年，我担任了水8008班的班主任；1985年，我还作为教师代表在81级学生毕业典礼上做了发言。在发言中，我代表给排水专业全体教师对即将毕业的学生圆满完成学业表示了祝贺，并回忆他们在过去四年中取得的成绩，鼓励他们踏入社会后，能在专业上有所突破，为国家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这篇发言稿后来发表在《院报》第22期上。

经常有青年教师私下跟我说：“唐老师，您的课讲得好啊，学生们都爱听，有没有什么诀窍？”

讲好课有没有诀窍，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讲课这种事，来不得半点虚，讲台上每一分钟，都需要在课下做十足的功夫。俗话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不能马虎，不能敷衍，学生喜不喜欢，上课认不认真，成绩怎么样，一目了然。每次看到讲台下学生们好奇的眼神，对我所讲内容表现出的浓厚的兴趣，我就立马激情满怀，更加投入到讲课中去。

2010年，我七十大寿那天，给水排水专业79级学生姜应和，现为武汉理工大学土木与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作为代表在台上发言时说：“唐老师讲课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声音洪亮、中气足；二是讲课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我们都喜欢听，而且听得津津有味；三是唐老师总是笑嘻嘻的，为人和蔼，一点架子都没有，所以我们都喜欢和唐老师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