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词言情

很高兴你来对我进行一个访谈。事实上我在回来之前也准备了一些学校校史方面的资料，汇集成校史纪念刊，现在学校建有校史馆，已经能够把它交到学校校史馆去保存，也算是完成了一项任务。这个校史纪念刊已经经过我的原华中工学院同学，还有学校老领导，比如说李德焕书记、霍慧娴副书记及钟伟芳副校长，他们都看过，觉得很好。特别是关于朱九思老院长的那部分内容，他们翻了又翻。因为他们一看就认得了，这是老领导的笔迹。这样我也算很好地完成了一个任务。

现在就谈谈我自己的部分，请允许我用原来准备的一首词来开场。这个词是为了准备我毕业60周年写的，调寄《鹧鸪天》：

重聚瑜伽亦有期，金禧过了钻凝禧。同窗相见无玄首，但识人人愈古稀。思往事，忆贤师，坛前听课少年时。桑榆夕照仍非晚，白首初心志不移。

这首词是今年秋天写的，表达的大意是，同学们相见都年纪大了，没有一个黑头发的，但是大家都想念往事，回忆教过我们的系主任啊，老院长啊，哪一位老师现在怎么样了。当年大家听课时的情况，想起来还非常亲切。那么现在，虽然是我们年纪大了，但是还不算晚，还可以做点事。表达的是这个意思。“白首初心志不移”，这句就是整个词的压轴。虽然人已白头，但是要不忘初心。现在党中央不是经常说不忘初心吗，我们的初心就是从海外回来，回来报效祖国。这是初心。但是当中也经过一些波折，不过这都是过去了。现在这个初心，回国报效祖国的志向还是不改，还是那样，还是希望能够为母校做点事情，做点工作，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样。

二、求学印象

1953年，我在香港培正中学毕业以后，就到广州参加统考。报考的第三志愿是华中科技大学，那时候是华中工学院。同时我还填了两个“无效”的志愿，一个志愿是哈工大，一个志愿是大连海运学院。在当时，这两所学校是不会招收海外学生的，所以实际上华中工学院就是我的第一志愿。入学到了南昌（当时华中工学院还在建设，筹备委员会决定分别在长沙、南昌、桂林成立分部，学校师生临时分散在各分部学习，待华中工学院建成再到武汉集中），1953年秋就念了一个学期。南昌分部实际上是解放前的原中正大学。我们住的地方是很古老的大屋，在那里学习制图等课程。每天下午要打一桶冷水，用脸盆端着，拿到厨房去换一盆热水，用来晚上洗脸啊，洗脚啊。就是这样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念了一个学期以后，1954年的春节过后，刘乾才副院长（当时南昌分部的负责人是刘乾才）亲自带队，把我们带到喻家山学校本部。学院当时有机械系、电力系、动力系、内燃机系等四个系。我们机械系在东边，电力、动力跟内燃机系在西边。全院最大的三个学系，首先集中，然后其他分部，从广西大学、湖南大学、华南工学院等学校合并到武汉的部分就陆续地迁到武汉来。当时校舍还没建好，有些课还在工棚里面上，就是现在的附属小学、幼儿园所在的位置。当时那块地方，全是工棚，旁边还有个合作社。在工棚上课是很大的大课，7个小班，200多人在一起上课。当时就是这样的条件。后来陆陆续续建成了教学楼，就都能够在大楼里上课了。

迁校当年，1954暑假，长江发大水，我们作为学生还参加了支援抗洪救灾，保卫家园这样的一个活动。晚上一听到那个共青团员之歌，就是原来苏联的一首歌曲，乐曲声一响，我们就起床，准备上堤去挑土、救灾。我们参加了这样的工作，也经受过这样的锻炼，所以后来一说起长江发大水的事情，我们都清清楚楚。

当时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教师，像万泉生教授，那是德国留学回来的，教我们《机械原理》，陈日耀教授、郭玉华老师讲《刀具》，李如沆教授讲《机床》，此外还有很多，都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很有名的教授，所以我们都学得很用功，学习了四年。

三、教学经历

1957的暑假，我就毕业了。我的毕业设计成绩是5分，是高分通过的，学校就把我留到机械系里当教师，分到机械制造工艺教研室，担任助教，和段正澄老师、谈宗老师是同事，系主任是陈日耀教授。当时机械系还有机床、刀具等教研室。到了1958年，系里派我带低一班的1958届学生的毕业设计。当时学生名单里面有钟伟芳（前常务副校长），我就带着他们到东北齐齐哈尔一个机床厂实习。那个厂里出了一名当时全国最有名的劳动模范，叫马恒昌，厂里还有马恒昌小组。我就带着钟伟芳他们去拜会马恒昌，学他们工人先进的生产经验，怎么样完成全厂的生产任务。当年，我又被系里选派，和我一起有四个老师，我一个，还有金相教研室的王孝友老师，还有马志云、项润年老师，四个人组成技术辅导团，去湖北黄冈专区、宜昌专区、孝感专区、恩施专区，培训当地的中低级的技术人才。这些师傅和青工会生产操作，但是不懂理论，不会画图，不会计算，我们就培养他们这方面的能力。最后还有一门专业课，让他们提升专业知识。我被派到黄冈专区，在完成基础培训以后还要讲柴油机课等专业课程。实际上，柴油机技术当时我也不是很懂。不懂我就买书来自学，学完了以后，再把在书上看到的知识跟他们讲，比如什么是提前点火，什么是防爆。讲了以后，他们就知道：哦！原来这样可以防爆。学生们都很用功，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几个老师跟他们同住，同吃，学习生活都在一起，尽可能把我们所学的都教给他们。他们其实都有实际经验，知道这个具体过程，但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现在我们一讲，他们就清楚了。啊！原来是这样。这样教学，教学相长，教师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培训工作最后得到地方的认可和表扬，大家都认为老师教的很好，所以就给我们颁发锦旗鼓励。学校派人去调查的时候，问我们领了多少面锦旗，我们就把这些锦旗都送到学校去了。

1960年，我第一批升讲师。1957年毕业，3年时间就升讲师，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领导开玩笑说：“吴汉榆，升官不发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升你讲师，但是人工没得加。不加人工就是不调整工资。这当然是按照国家规定和政策办事，但是不能说不加人工你就不干了。

不久国家就进入困难时期。我跟我太太是1961年结婚的，她和我同一个专业，她是1960年毕业的。她那一届是学苏的，5年制，1955年进校，1960年毕业，分配到武汉大学。我说不要一毕业就结婚，这样就过了一年以后结的婚。我第一个孩子是1962年出生的，当时是困难时期，她是大着肚子回香港生的。生了以后，她先回来，把孩子留在香港父母家，呆了6个月，再把小孩带回来。回来以后，因为还是困难时期，肉也没有，鱼也不多，就这样过了最困难的几年。当时武汉大学有18个人同是香港籍的教师回香港，17个人没有回来，我太太终于带着孩子回来了，可以说当时经受了这样的一个考验。

上世纪60年代初最困难的时候，我在学校带实习的学生。1964年，除了辅导学生以外，我还跟教研室的谈宗老师一起编了一本书，书名是《机械制造中的自动生产线》，就是讲生产自动化的，在中国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高等院校的试用教材。

四、科研工作

1966年，学校要停课，教师也不用上课，恰好那个时候有一个课题要下达，就是第二汽车厂要建厂，建在十堰市。当时学校领导向机械制造工艺教研室提出任务，要调派一些教师到上海，参加一个设计项目。这个设计项目是什么呢？就是汽车曲轴动平衡自动线设计，使全部的曲轴动平衡都要实现自动化。当时这条自动线设备在联邦德国可以买到，但是德国人要价500万美元。当时500万美元不是一个小数目，国家拿不出这些钱，就问华工，你们有没有能力研制？学校领导就把这个任务接下来了。当时我们手头只有一本产品说明书，其他什么资料都没有，连样机也没有。我们要负责完成的工作就是从产品的研究到最后的加工制造。我们和学校电子工程、电气、理论力学等各个专业合作，几个老师加上我，我们就到上海试验机厂去，就在工厂里面搞这个设计。学校后来又派了一批1966年在读，应该是1967年毕业的学生参加到这个设计项目里来。1966年我们下去，到1967年，因为文化大革命，项目就停了。当时我们已经在厂里面搞了一年多，本来想继续搞下去，一开始还没有回来，后来学校工宣队、军宣队把我们从上海召了回来。其时我们这个设计已经初步完成了。我们回来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学校又派了另一批老师下去，厂里的这个项目还在继续。后来这个自动线全套设备制造调试成功，运到二汽去了，而且很好用。不过当时的电子技术还都是半导体水平，所以一个计数器、控制器就是一个柜子接一个柜子，数据也不像现在用几十、几百个“M”、“G”，甚至“T”为单位，“M”都已经落后了，我们当时还是几个“K”，以“K”为单位，10k，100k这样，而且运算起来发热发的很厉害，动作也很慢，但是我们还是把它拼装起来了，也能够计算。讲起这个运算的方式，是很复杂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曲轴毛坯是铸件，能够把它动平衡到非常平静，一定要加工好并仔细切除多余的部分。怎么个切法？切多少？切哪个部位？都是计算机去控制的。你想想看，这其实是很复杂的，但是我们毕竟把它做出来了。所以，这也是一个科研项目。而且我们后来还把它编到教材里面去了。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当时暑假大热天，我手写手画，把它总结出来，成为工农兵学员的教材。把这个曲轴自动线，怎么工作，怎么设计，相关内容都编进去了。写了这本书，这也算是一个成果了。

在十年文革期间，刘崑山是学校工宣队的指挥长，他在华中工学院执行政策比较稳，所以华中工学院没有像其他单位那样搞的很乱。他首先解放了朱九思老院长，让他来执行华工的工作。朱老院长对我也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一手提拔我，要我去带实习课程。就是文化大革命当中，其实我也没有停过，我负责什么工作，他都了解。有些汇报，他亲自来听的。当时学校的各个实习队在外面搞调查研究回来的汇报，他都来听。

五、“七二一试办班”

文化大革命中，我下放到马桥农场。我们隔壁住的是文化部的下放人员。我们在农场搞了一个学期，栽水稻、插秧、种田。我就管放牛，每天四点钟起床，把七头牛喂好，交给犁田的，我就回去休息。每天都这样，搞了一个学期，就是半年。后来，学校又把我找回来了，说现在有一批工农兵学员，学员从省内各个地方调来，组成一个“七二一试办班”，要你和其他几位老师去培养。当时根据上海机床厂经验，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指的是理工科大学。”所以我们就办起了一个“七二一试办班”。我是其中一个教师，还有数学教研室的、外语教研室的、制图教研室的几位老师。教学很麻烦，也很困难。在这个学员当中，有八级工，也有一级工。一级工一般是普高生，就是普通中学毕业，会数学和计算。但是八级工呢，基本上没念过书，但是他们实际操作很厉害。他们的钳工啊，机工等技术都很好。这样的几十位学员，集中在一个班。学员的文化程度有高有低，技术能力有高有低。当中有的是八级，有的是一级，还有三级、四级、五级，各个层次都有。对这样的一群学生，如果你按一个标准教学，没有文化的人说你讲快了，有文化的说，老师，你还可以讲快一点。比如说，我曾经讲机床设计的公差课，我说，打开书第几页，基孔制的轴，以孔为基础，直径40孔的公差应该正负多少。我说翻开书第几页，第几个表里就有了。学员中的普高生已经翻到了，那个八级工呢，还没找到。等一会我又说，现在讲轴了，轴以孔为基础，直径40公差应该为负多少，那个老师傅学员就说，老师，你慢一点。你一下子又是孔，一下子又是轴，我跟不赢啊。结果，他就去向班级的政治辅导员反映，说这个吴老师讲课啊，太快了，我跟不上。后来，辅导员找我，他问，吴老师，有什么办法？那我就说，班上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已经按照顾中下水平学员的速度来讲，所以一般有文化的学员都翻到了。我说，几个八级工是有困难，那这样好不好，我这样讲，他听的懂多少就听多少，听不懂没关系，晚上把他们找来，我再讲一遍。就这么教。学员们有些文化程度比较低，比如说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他说是五分之二，他把分子加起来，再把分母加起来来交卷的。这不通啊，二分之一是一半，三分之一也有少过一半的存在，怎么你加起来变成五分之二，比原来还小，不通啊。怎么会越加越小？就这样来启发他。哦！不对！为什么不对呢？数学不是这样算的，要同一个分母，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要变成六分三和六分之二，然后才把分子加起来。用模型切饼来比划，就是这么来教学，所以我们当时想了很多办法来教这个班。

上完了理论课以后，就真的要做一台机床，机床做出来算毕业。学员们一起动手，他们从画图、翻砂、车、刨、钻、磨，直到做出来，做成功了。而且这个机床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因为我们从杂志上知道了很多新技术，告诉他们，有这样的技术，讨论用不用。他们就说，要用，我们要闯一闯。研究怎么样把走刀箱的齿轮从21个省到19个，省2个齿轮。还把这个滚珠丝杆啊，三轴滑移啊，这些在当时还是很先进的东西都用上。把这台很特殊的机床作为他们毕业设计的产品。就是说，用了全班的力量。当然，这里面每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能画图的就画图，能动手的就做零件，但是毕竟是这些人一起搞出来的，靠的是集体的力量。这个事情可能现在很少有人还记得，这是华工唯一的一个试办班。但是这种办学方式推广起来比较困难。当时差不多每两个学员配一个老师，而且老师睡在学员们的房间，学习生活都在一起，就这么干的。

我记得在试办班结束后，华中工学院于1972-1974年曾经办了一期大专课程，招收高、初中学生和技术人员，这比全国1977年恢复高考还要早，这是朱老院长具有前瞻性的重大部署。1973年我和谈宗老师一起编写的有《曲轴动平衡自动线》这本书，也就是为这个班学生讲授的。

六、回港创业

搞完了这个“七二一试办班”，我就回香港了。1974年暑假，我带着儿子、女儿、太太一起离开华中工学院回到了香港。最初我回去的时候呢，没有想到不回来的，因为当年暑假，在华中工学院的家里面，蜂窝煤都买了，放在走廊吹干，准备过冬用。但是后来，因为当时的环境，老师被称为臭老九嘛，就感到当教师好像没有什么前途，所以就这样留下来，有这样的历史原因。留下来第一步就要找工作。先在一个小公司里面，当一个工程师。什么都做，动手动脚。由于什么都要做，反而能接触实际，接触基层，了解社会。这样为我后来的工作起了作用。过了几年以后，看到报纸广告，荷兰飞利浦公司要招人，我就去应聘，结果就顺利的被录取。去了以后代替了老外的一些工作，这样站稳了脚跟。最初到香港，我的专业资格都不被承认。我在这里教大学生，在香港你要去小学当个教师也不行。香港的港英政府教育局不承认内地的学历。甚至我有一个中学的同学，到了国内，在北大数学系毕业，后来到合肥中科院、中国科技大学工作，到香港的中学教书都不行。只教了一个学期，教点微积分，就停了。其实在中学教微积分，这对于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来讲，那是小意思了。所以这是一种歧视。由于学历得不到承认，所以我不能在香港应聘政府的工作，不能应聘英国老板的工作，结果我就到了荷兰的飞利浦公司。荷兰人比较灵活，不管你是大陆的哪个大学毕业，只看你的实际工作能力。你工作能拿下来，他就请你。所以，这样我就慢慢地在飞利浦干起来了。那么由于在飞利浦的工作，我就完成了一幢六十三层的高层大厦的机电设备设计工作。包括空调、消防、供水等机电设备的设计。除了建筑部分我不搞，我不涉及，但是机电方面我懂，我就负责机电部分的工作。当时这幢楼是东南亚最高的建筑。我搞完这个工作不久，正好朱老院长到广州，我就去见他，介绍了我回港后的工作。以后受邀请回华工建筑系作了高层建筑方面的专题报告，并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资料送给母校。

七、牵线搭桥

以后，我又参加了飞利浦公司在国内的一些工程，比如说长飞光纤光缆厂，还有上海的一个半导体厂，南京的彩色显像管厂，还有神龙汽车厂，这是法国的资本，这些我都是作为中介人，把一些工程人员和资料带到内地。因为这些工程需要既懂中文，又懂英文的人。我在香港先跟这些公司招揽人才，然后代表公司将他们派到国内去工作。另外就把中国的工程师比如说电子工业部的工程师，带到荷兰去，进行现场设计，我在这当中也做了一些协调工作。我到香港以后主要在飞利浦公司干了这些为中国改革开放建工厂的事情。另外还一方面从事教学的工作，一方面做设计的工作，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九七香港回归以后，我到母校建筑学院跟同学们讲课。我有什么讲的呢？我不学建筑，但是我在外面参加了许多基建工程，因此掌握有很多与建筑配套的资讯，院领导就说好啊，你回来跟我们同学讲啊。所以我就开了个班，给学生们讲了一个月。讲怎么进行工程管理，怎么欣赏一些现代建筑。欣赏现代建筑跟研究生讲，工程管理跟本科生，跟这些搞设计、搞施工专业的学生讲。正好讲的时候，建筑学院正在进行专业评估，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老牌建筑专业派了一些高级工程师和专家来评核华工的水平，就看到我在阶梯教室，正在给学生讲课。我准备了很多PPT，都是全英文的，在教室里放映。那些考察的专家们就问，这是谁啊？哦哦，这是香港来的一个教授，他为我们学生讲一讲外面的新设计啊，新建筑啊等等。他们就随堂听，听完点头。后来学院的评估顺利通过了，在评估报告上还有一条意见，就说，你们学校能跟国外接轨。因为我在学校一个月来讲的内容都是当时最新的青马大桥、汇丰银行，再就是中环中心、文化中心等著名建筑，这些建筑资料我全部都拿到手，都做了PowerPoint，同时还打印出来装订成册，作为教材发给学生们了。专家们一看，内容都是最新的，而且又用英文讲，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当时我跟同学们讲，你听不懂没有关系，我有资料，你作为学英文，学专业使用，都有好处。我在课堂上用英语直接这样讲，同时英文资料发给他们，等于对照学习。所以我也在建筑学院做了这个事情。

当时在国外，就是荷兰有一批大学生，是学工程管理的，有些希望毕业以后到中国工作。飞利浦公司要我跟TU Delft他们的学生讲课，我说可以。先前两批是他们老师带着30位学生来香港，一次在飞利浦，另一次在荷兰驻港领事馆开讲。以后为了节省开支，就请我去荷兰TU Delft，住在教授家里。那是1996年，是香港回归前。我就去了，讲了两小时，我讲的题目就是Key to successful access to China，意思是进入中国的成功钥匙。实际上，进入中国，你要懂得什么，知道什么，还不仅是书本上的东西。中国有句古话，叫入乡随俗。要到中国工作，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中国的税收政策，技术的规范，很多方面和国外都不同。我就亲身对比，所以他们听了以后都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学了很多西方的知识，但是他不知道中国现在怎么样。我就专门对这两种风俗文化作对比。因为我也懂西方的文化。我说，你们的老师在课堂上实际告诉你们，这个工厂厂房的间距是多少，结果你们是按西方的标准设计，你没有错，但是你到了中国，还是用的这个距离标准，你就要碰钉子，要被人否决，被人说No。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柱楼间距离的标准，这个标准是3的倍数。比如说15米，18米，21米，总之是要能被3除的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距离对中国施工单位来讲，到吊车厂去买吊车是标准的长度，是可以买到的。假如你随便搞一个不长不短的，那就买不到吊车，挂不到那个柱子上，那是没有用的，这个就是国情。然后我举了一些例子。不了解中国国情，那整个厂房画的设计图纸都要报废。我就跟他们讲这些。

因为文化的不同，国外的工程师除了厂房距离不对以外，还有一个问题是画的图纸上都没有女工程师的值班室和厕所。这样中方看了不满意，说这个图不完全。我就告诉外方设计师，中方对这个设计不满意，这个图纸没有女的值班室和厕所。要是有女工程师在这里工作，只有男厕所，怎么办呢？那些荷兰人说，嗨，我们没有女工程师值晚班的，这个一般都是男的。我说，你看看这里参加建厂工作的30个人当中有15位都是女士，将来这些人完成了设计以后，很大一部分会留在这个厂里面做管理工作，那你怎么知道就没有女工程师值晚班呢？他回答不上来。因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所以我让外方理解，一定要加上这样的设施。我在中间做双方的沟通工作，这样比正式的面对面来争吵要好。于是下了班以后，晚上我到他们宿舍，告诉他们，中方看这个图有些不满意，让他们预先知道。他们问，怎么不满意？我们已经尽了力。我就说你尽了力是一回事，但是没女厕所不行。我就给他们讲中方不满意设计方案的原因，怎么样修改可以，他们就改好。否则一到面对面的开会，双方各不相让。你这个错了；我没有错，我们国家就是这样的；哎！你们国家这样，我们国家是不符合规范的……就会吵起来了。

那时学生问我：“Professor Wu，Are you afraid that Hong Kong will return to China ?”意思就是问你怕不怕97回归？我就说：“你说呢？要是我怕，今天我就不会在这里跟你讲课了，我早就拿着护照走了。”我说已经1996年了嘛，离回归还差一年，我还跟你讲课！所以我不怕。到第二年，又有一批学生，又要我去讲，还是这个问题。我说：“我去年回答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不怕，今年我还在这里，更证明我不怕。”我说：“相反，你不要怕，回归以后你的机会更多。”为什么呢？“以前，英国人垄断香港。现在回归了以后，每一个国家都一样。荷兰一样，美国一样，英国一样，都有机会，机会平等，不会被英国人垄断。所以你的机会是多了，不是少了？！”哈，他们听了都鼓掌。所以我鼓励他们来中国。后来的确很多人来，在国内建了很多工厂。

八、校友工作

我到香港以后，还没有校友会。那时有很多从内地到香港的校友，迫切需要找到工作。我也在飞利浦公司收到过电话，电话里校友就说，吴同学，我是哪一班的，我现在到了香港，学历也不被承认，怎么办？我说，你不要急，你不要到英国政府的机构，到私人机构去，到一些非英国的，比如荷兰、意大利，都可以。他说，你能不能跟我写一个证明啊？那我当然可以，我就用我飞利浦工程师这样的一个身份给他写推荐信。这个学生是有能力的，有工作能力，这样就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光靠这样个人的力量还不够，最早到香港的几位校友就考虑要成立校友会。开始只是聚在一起喝喝茶，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就提上议事日程上来了。到1980年，当时各方面时机成熟，就成立了香港校友会。当时在香港的校友关志刚、陈振炎、李乐熙、李筠敏、区卓铨，还有我本人，先成立一个筹备小组，写了信给朱九思老院长，说我们要成立校友会。他说好啊，我支持这个事。所以，香港成立校友会朱老院长是非常支持的。1980年9月27日，香港校友会成立，他还发来贺电。1997年香港回归，朱老院长和夫人亲自到香港来。关志刚是香港校友会顾问。李乐熙、李筠敏、张裕锜、黄少明是后来的会长。

香港校友会的工作分两个阶段，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到1997年香港回归这段时期。这个阶段主要是帮助新来香港的校友安定生活，找工作为主。到了1997香港回归以后到现在，主要就是帮助一些在华工念完学士，再到香港念硕士、博士的这些学生校友，怎么样熟悉环境，能够安心学习。比如对学生校友的到来。我们每年都要做迎新的工作，每一年的迎新学生数量也都不一样。今年有60多人，去年是100多人。今年到香港的学生人数比较少，来港就读于六所学校，每个学校有十个人左右。我们把这六所学校就读的2年级、3年级的校友找来，跟新来港的考到同一所学校的同学编在同一个席上，告诉新来的校友，这是你的哥哥班，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们。这样一来，这些新来的校友就很放心，一来就有人接上头了。这个工作已经搞了6、7届了。

再一个就是每年春节的时候，校友会都会邀请这些留港的校友，在一起吃团年饭，一起过春节。校友会从会长到普通成员，包括会长和名誉会长，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团结。曾经有一个同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她没有参加我们的校友会，我们不知道。但是，她在港患了癌症。我们知道的时候呢，她已经进了医院，举目无亲。她的同学把她送到医院，然后就通知了校友会。校友会一翻查记录，发现这个同学不在校友名单上。但是会长还是做出决定，不管校友会有没有她的名单，她都是华工人，校友会都要及时给予帮助。于是马上找到她的父母，另外打电话给华工校友总部，说有一个在中大念书的华科大学生，患了癌症进了医院，急需要看她的父母家长，希望学校协助她父母办理一个立即能够到香港的签证。这个很重要，结果学校做到了。在她临走之前，见到了父母。后来她的父母非常感谢香港校友会，感谢校友会的帮助和高效率的工作。知道这位学生没有在册，香港校友会也毫不犹豫，不管她在不在册，登记没有，交会费没有，这些都不管，通过学校的渠道先把她父母找来。通过学校的保卫科，通知她父母去办证，并协助他们，在她走以前赶到香港见到她。也因为有了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就很注意对在读的香港学生校友强调，对新来的同学，大家在一个学校的，一定要关注他有什么不平常的行动。有些人闷闷不乐，也不参加活动，那一定有什么心事，对这些同校的同学就要注意，防止他们生活不习惯，有心理压力，心理不平衡以至于有忧郁症等情况，防止有些事想不通，以至于再出现一个不幸。现在有一些学生想不通，读书也读的不开心，就会走极端。我们为什么搞这些迎新活动，就是想把他们沟通联络起来，团结起来，有一个网络，大家能得到帮助和关心。不然的话，这些校友刚来香港，谁也不晓得谁，也不知道我们华工有人在什么地方。

（吴汉榆口述，潘群访谈整理。吴汉榆 Woo Hon Yue，香港培正中学1953年高中毕业，1953-1957年华中工学院机械系本科毕业，1960年华中工学院讲师，1985年华中工学院建筑设计研究院特约研究员，1992年12月华中理工大学顾问教授，香港工程师学会资深会员(FHKIE)，香港注册机械专业工程师(RPE，Mechanical)，美国供暖制冷空调工程师学会终身会员ASHRAE Life Member，香港中国高校联工程师联合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