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亲眼见到周总理

今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我看了相关的新闻报道和文章，非常感动，也不禁回忆起我在学校亲自见到周总理时的情形，现在回想起来仍让我激动不已。

1966年3月，我从部队退役后到华中工学院来工作，最初是在院团委。不久文革在全国范围内爆发，高等学校也受到很大地冲击，很多工作都停顿了，各级组织陷入瘫痪。1967年全国成立革委会，学院也成立了革委会，我当时年轻，是退役军人，还是共产党员，所以被调到革委会办公室工作。当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只有我一个，主要是管理公章，给老师们开介绍信之类的工作。

我那时候年轻，还没成家，平常就过着办公室、宿舍、食堂这三点一线的生活。1967年秋季的某一天，具体是哪一天我现在记不清楚了。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又去了办公室，天已经黑了，估计是晚上七八点钟左右，一群人簇拥着周总理突然来到了我院革委会办公室，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就是在东三楼的二楼南面刚上楼梯的第一间办公室。我们之前完全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不知道周总理要来，进来之后我和总理面对面，突然见到总理，我太紧张太激动了，根本说不出话来。只听到总理旁边的秘书说：“你们革委会主任在不在，总理要看望全校的师生，你马上通知。”我说：“我马上发广播来通知。”我就立刻打电话到广播台，要他们广播通知：“敬爱的周总理来到学校，要看望全校的师生，请大家马上跑步到电影场。”通知发出后，学生、老师，还有家属，大家都往电影场跑，我在办公室都能听到大家的跑步声非常的响。我校事务科的同志们动作也很迅速，马上就到电影场装好了灯和扩音器等设备。总理大约在办公室呆了一刻钟左右，就由赶到办公室的革委会主任陪同去了电影场。我先留守在办公室，后来也去了电影场。总理在电影场主席台上指挥大家唱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两首歌，歌唱完了他就乘车离开了学校。虽然他在学校呆的时间很短暂，但是也表示了他对华中工学院全校师生的关心。这件事情也给全校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碰到建筑学院的张笑江老师，他还跟我谈起这件事说：“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家就在电影场附近，我都跑步去了，但是人太多进不去，只能趴在墙上看。”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现在想起那个情景还是很激动人心的。

二、朱九思老院长的几件事

1968年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学校开始恢复基本秩序。我认为当时的刘崑山指挥长很有水平，他没有伤害我们学校的干部，还在1970年把朱九思第一个解放出来。朱九思回到学校后抓教学、人才工作，指挥长也很支持他，所以学校也逐渐恢复正常。

1970年我调到学院办公室工作，和朱九思老院长的办公室非常近。当时我负责学院的接待工作，那时就与他接触渐渐多起来。在我印象中，九思老院长很有战略眼光，也很有魄力。在文革期间，他组织办了“老三届”的回炉班，将已经分配工作的优秀学生又招回来继续学习1-2年，有很多优秀的学生就留校任教了。还通过各种方式引进了很多的教师，补充了学校的师资力量。为了避免别人蚕食学校的地方，他首先在学校四个角的地方修起了围墙，后来还多次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要回了文革期间划给外单位的学校土地。

我们学校原来是工科背景的高校，后来逐步发展成综合性大学，这与朱九思等院领导在国内高校中率先进行学科结构改革是密不可分的。当时在调整和改造原有工科专业的同时，创办设置了很多理科、文科等其他的专业。增设了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力学系等理科专业。筹建建筑学专业时，聘请了清华大学周卜颐教授、陶德坚教授，还聘请了老建筑师黄康宇、蔡德庄等任教授。创办了中国语言研究所，聘请了著名语言学家严学宭教授任所长。还推动了生物工程系、激光研究所等很多新的系的建设。这些工作都为学校逐步由工科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九思老院长的工作作风非常严谨，他布置了工作是要亲自检查并督促落实的。我记得有一天已经快下班了，九思老院长要我通知校办找到吴和春同志（当时的基建科科长），要他马上到修建船池的所在地去。吴和春是个老同志，工作也很认真，他立刻骑着自行车来了。九思老院长说：“党委研究了，行政会也开了，船池为什么还不动工？什么时候可以动工？今天一定要动工，不动工，我就不回家。”吴和春说：“我保证今天晚上就动工。”他又立刻骑车回去，叫来了一帮人，马上开始拉电线，挖墙基。真的是看着船池动了工九思老院长才离开。

除了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九思老院长也很关注教职工的生活问题。我记得有一次重庆师大请他去讲学，我陪同他一起去的，在火车上碰到两个我校生物工程系的教师，他就和他们聊起来。首先聊工作，问新的系办的怎么样，老师的稳定性如何，个人的发展方向，之后他又问起学校食堂伙食怎么样，两位老师说食堂伙食不好。后来，第二天早上一起床，他就要我拟一个电文发给孙宝库同志（当时是学院分管后勤的副院长），提到希望食堂伙食要办得更好一些。我记得在那段生活很困难的时期，学校机械厂还自制了电扇、洗衣机、煤气灶等发给教职工，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教职工的生活条件。

三、亲身经历的外事工作

1979年，全国教育部所属的高校都成立了外事处，我们学校也是在那时候第一批成立了外事处。那时李良如主任和我从校办抽调出来到外事处工作。办公地点在南一楼的三楼，中间全部是外事区域，主要是接待外宾用的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非常气派。

外事工作与师资培养工作是息息相关的。外事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可以邀请国外高水平学者到我校来讲学和工作，也可以选拔学校的优秀教师出国留学深造，较快地提高学校的师资水平。但是我校是解放后新办的大学，同国外没有直接联系，在国际上可以说是“举目无亲”。所以为了积极推进外事工作，学校领导们都非常重视，也给我们的工作创造了很多便利的条件。九思老院长还曾在全校开动员大会来强调外事工作的重要性，并动员有海外关系的教职工积极主动地去联系海外的学者到学校里来开展学术活动。就这样我们学校外事工作才慢慢地开展起来，在全国都很有影响。

最初我们学校住宿条件比较差，外宾来了都住在汉口或者是四招，不太便利，所以学校就修建了二号楼作为专家楼，还专门装设了中央空调。但是要装中央空调，经费就超标了，上级要求要按标准办理。九思老院长很有魄力，顶住压力，还是照装不误，所以当时全国只有华中工学院的招待所有中央空调，条件比较好。后来很多学术会议都到我们学校来开，这也大大开拓了我校外事工作的局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推动学校的外事工作，增强全校教师的英语水平，学校专门在暑期时到庐山开设了英语暑期班，组织学校的教师去培训学习，邀请的全是外教去授课。老师们坐船来回和住宿吃饭都是免费的，只要求好好学习英语。这也看出学校为了培养人才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经费。英语暑期班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是外事处和师资办联合推动落实的，我记得在我退休的时候仍然在办。这项工作当时在全国高校中都很有影响，他们也纷纷借鉴我们的做法。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条件真艰苦，交通和通讯都很不便利。每次接船是最辛苦的，尤其是从重庆来的船，经常晚点，怕错过外宾，只能一直在那里等着。也没有手机，每次要联系就只能跑到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但是由于学校重视这块工作，我们的工作热情都很高涨，真的是拼命地在工作啊。

我记得，学校准备筹建生物工程系时，多方了解到美国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冯元桢在这个专业很有知名度，他的妹妹在武汉，但是只知道她住在汉口六渡桥附近，没有其他更具体的消息。九思老院长知道这个消息后，要我和王君健两人去找他妹妹，这真的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找到六渡桥那一带，打听到她可能住过的一栋房子，顺着一条又窄又陡的楼梯爬上去，远远地看到房子里有个老人，他问我们：“你们是谁啊？”我们说：“我们是华中工学院的，我们来找冯元桢的妹妹。”他说：“她搬家了，她现在在杨园铁四院工作，你们去那吧。”我们又去了杨园，找到铁四院的人事部门问：“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位姓冯的职工，她的哥哥是美国的教授。”就这样几经辗转，我们才联系上冯元桢教授的妹妹，并把他的妹妹和妹夫请到学校来，九思老院长亲自跟他们谈，希望她给哥哥冯元桢教授写信，表达我校邀请他回来讲学的意愿。就这样我校才邀请到冯教授来校进行短期访问，并请他帮助我校建立生物工程系，后来还派了五位教授到他们学校去参加研究工作，那是我校第一次派老师出国学习。之后，学校还在1980年召开了第一次生物工程的国际会议，这也是学校第一次组织召开国际会议。

学校就是这样重视并且细致地开展外事工作，才渐渐地开启了与国外联系的一条路。也正是由于我校领导重视，接待工作也做得好，所以教育部也很重视我校，推荐了很多专家到我校访问交流，我们也和美国、欧洲的很多高校都签订了交流协议。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坎特罗威茨教授，多次来校讲学，对学院激光专业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北京专门会见了坎特罗威茨教授。学校还聘请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库克为我校的名誉教授。当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严济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会见并宴请库克教授及夫人，出席的作陪人员有陈应天教授、张秀梅书记和我。还有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也到我们学校来讲学。就这样，我校外事交流的道路越走越宽。

（张兴敏口述，王涛访谈整理。张兴敏，原国际交流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