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我国著名教育家，原华中工学院老院长九思同志（这是老华工人在“文革”后对这位老领导亲切和崇敬的称谓）离开我们三年了! 然而他所倡导的一流大学要兴办综合性大学，科研要走在教学前面的办学理念，以及他的广集和珍用人才的发展战略深刻和深远地影响着全国高校。作为这些理念和战略思想成功实践的一例，我校这所解放初期才兴办的单一工科院校，在“文革”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位列国内重点大学前列，并且成为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的综合性“双一流”建设大学。正当我校“光学工程”学科加紧建设成一流学科之际，我们不会忘记九思同志为我校兴办和领航此学科时的远见卓识。

“光学”是一门有着数百年发展历史的老学科，随着上世纪60年代初激光的问世和光纤通信概念的提出，这门传统学科又焕发出了青春活力，已渗透到当今各个科学技术领域。可在上世纪70年代初，特别是还在经历“十年动乱”的我国，有多少人能预料到这门老学科能焕发出如此大的魅力和影响力，但九思同志似乎意识到这点。1970年，九思同志在文革中获得“解放”，被任命担任华中工学院党政一把手，相信他是我国高校主要领导中最早获得“解放”并委以重任的一位。他又重新展现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决策力，他决定白手起家在原机一系创办光学仪器专业和激光专业。他首先抓住一个难得的机遇，1972年上半年，国内许多科研院所和高校还在“文革”时进行派性斗争的无政府状况中，我校就抢先从原四机部（即后来电子部）获得了“激光加工集成电路”的科研项目，总经费4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重大的项目。这显然是一个当时无法进行论证，时至今日在国内外都难以实现的探索性项目。九思同志此时显示出他的“大手笔”，从当时全校八个专业调集近30人组成激光科研组，直属学校科研处领导。我也是当时从无线电二系（即电子系）抽调进入该科研组的成员之一。他亲自动员要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当时依照集成电路的几个主要工序分成激光布线（蒸发）、激光光刻、激光焊接封装几个课题组。我负责研究激光布线子项。这是名符其实的白手起家，无现成的资料可依，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从网络上获得各种所需信息，也无法获得激光设备。且不说国内，当时在国际上能研究出实用的激光器件的公司都是屈指可数的，更何况当时也不可能与国际联系和购置。更有甚者，当时激光科研组成员此前基本上未见过激光，甚至有的都没有听说过激光。然而就在这种背景下，新组建的激光科研组就在南一楼东头四楼腾出的四个实验室里分组开展研究工作。依照不断运用“实践-理论-实践”对事物的认识规律，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不断有所突破，也不断有学校从其他高校广集来的教师补充进来，到1977年整个科研组已聚集成为60多人的队伍，并于年底搬至新建的南二楼的一层和二层。当时又将激光科研组分成激光器件、激光技术、激光应用、激光电源和测试四个研究室展开研究。科研成果也不断涌现，先后研究出钕玻璃激光器，Nd： YAG脉冲激光器、Nd：YAG高功率连续激光器、YAG主动锁模激光器、染料被动锁模激光器、Q开关激光器，用所研制的激光器研究激光焊接机，还进行了激光全息的探索。这些研究成果当时在国内是很有影响力的。

科研锻炼提高了教师的业务能力，为适应国家恢复高考的需要，1977年激光科研组又以激光教研室名义挂靠在机一系开始招收本科生。

同样是1977年，九思同志为激光的发展又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决定将停办的高压电器和电真空两个专业中一些骨干教师和工人调入激光科研组，依靠他们的专业背景开展高功率CO₂激光器的研发。 至1980年激光科研组已成为拥有80多人的研究群体。同样是依靠白手起家和顽强拼搏，在1985年前后，先后研究出国内先进或领先水平的2kW、5kW和10kW横流CO₂激光器，1kW纵流CO₂激光器，2kW CO激光器等，并在国内率先获得国家激光技术重点实验室、物理电子学博士点、国家激光加工工程中心等标志性成果。此后气体激光与固体激光器件不断推向市场，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使我校在国内的能量光子学领域占有显赫位置。

与此同时，我校当时的光电子工程系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光纤通信、红外探测等信息光子学领域也开展了有重要影响的科学研究。其中，光纤通信方面的研究更是在无启动经费、无设备和无场所的情况下起步的。当时九思同志已离休，此项科研也未能获得学校的支持。有幸获得武汉邮科院8万元基金起步，依靠九思同志当年兴办激光所倡导的拼搏精神和不断有年轻人加入所产生的活力，也不断产生一些创新性成果，并先后获得国家“攻关计划”、“ 863计划”和“973计划”的持续支持，获得国家科技部授予的“创新群体”称号，获得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奖励，为我校获得光学工程硕士点和博士点作出了重要贡献。后又获得互联网国家重点实验室，使我校在国内的信息光子学领域处于重要位置。

长期的科学研究既产生了较多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科研成果，又锤炼了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为培养高质量的学生提供了有力保证。从恢复高考至今的40多年，我们光电学科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各层次高素质人才，其中不乏杰出人才。他们在我国各高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以及相关产业各领域都发挥着骨干作用。正是我们有一支能打硬仗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和长期积累的科研成果，也成为当年申报并获准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现为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的重要基础。

九思同志胸怀坦荡。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一次全校教师大会上坦承当年专业调整时将我校半导体专业“下马”却保留了电真空专业的重大失误。

九思同志日理万机，我作为一个普通教师能直接与他相见的机会自然非常有限。第一次与他见面是1972年初夏，当时我还在无线电系，我已下定决心调离大学这个历次政治运动首当其冲的“是非之地”。 此前我已找了许多相关领导直至军宣队的刘指挥长，均未果，只好硬着头皮去求助学校这位最高领导九思同志。那天中午我到他的家属宿舍时，不巧他正在吃午饭，我顾不了这么多，先作了自我介绍。他似乎知道，问我有何事。我告诉他：“我和爱人结婚后已分居5年多，她在襄樊三线的军工单位，她单位的军代表多次来联系过我的调动。”话音未落，他就说：“你不能走，这是原则。”我强调三线单位是能调出的。他说那不是绝对的。我只能扫兴告别离开。没想到不到一个月，我爱人的档案就到了学校。 因我当时自己想离开学校而不想让我爱人呆在学校，我硬是要求将我爱人的档案转至三机部的181厂。

第二次见到九思同志是197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他来激光科研组视察，我陪他巡视，他突然驻足在南一楼四楼的开放走廊处，原来是他发现大楼下空地草坪上建大楼时留下的一个大而破的石灰池，很不雅观。他立即电话要求分管总务的孙宝库副院长来此，要求下班前一定得拆除，并说到时他来检查。孙副院长立即照办了。这次我真体会到九思同志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第三次见到他是1981年9月初，他接见包括我在内的三位即将去美国作访问学者的老师。他对我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鼓励大家多学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回来报效祖国，也要大家注意身体。他的关怀无疑给了我们巨大的动力。同时，他不只是对我们三位如此，对当时所有出国进修者都无例外地要单独接见与勉励。这充分体现了九思同志对教师培养的良苦用心。

第四次是2005年10月，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任晓敏教授告诉我，希望来武汉开会之机拜访这位他崇拜已久的我国著名教育家朱九思教授，让我帮他联系。九思同志欣然接受，我陪同任校长在校招待所二号楼接待室见到了九思同志，他们进行了近一小时的长谈，九思同志回答了任校长提出的一些办学的问题。这也是他的教育思想在全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例。

最后一次见到九思同志是2006年深秋的一天下午，约三点左右。年已九旬的九思同志，在事先未通知的情况下，仅在他的司机的陪伴下来到我在光电国家实验室四楼的办公室。 我惊讶地迎了上去，请他坐下后，我详细地向他汇报了国家实验室的组织和人员架构，所承担的一些主要国家项目和取得的一些成绩。他欣慰地问及人才引进情况，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力度等。他听了后表示满意，并勉励一定要将国家实验室建设好。然后我护送他到一楼，目送他乘车离去。没想到他此行竟是他对长期关注的我校光电学科的最后告别。

现在，我们可告慰九思同志的是，他所牵挂的我校光电学科在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和光电学院相伴前行砥砺奋进下，定能在不久的将来建成全国高质量的光学工程一流学科。

（黄德修，“武汉•中国光谷”首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