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多名电机系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在研究电子感应加速器。九思同志看到这方面有较好的进展，就申办建立了工程物理系，1959年开始招生，由于国家经济困难，1963年工程物理系停办。毕业生中有8人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原子弹核材料的制备，其中1人成为核工业部副部长，教师中7人后来从事激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上世纪70年代，我担任电机系主任。我所在的电器教研室，为“中国环流器一号”热核聚变实验装置（又称“451”工程）完成3个研制项目以后，对下一步是主攻高压电器还是低压电器，争论不休。为此，九思同志召开会议，要求调查研究，尽快选定方向。

1976年12月，我和动力系的三位老师在喻家山下的防空洞内，开始为期半年的劳动。我们分成两拨，日夜轮班。我选择的是晚上劳动，白天休息。这样，我就可以利用白天的时间到图书馆查资料，进行调研，以便尽快确定下一步的主攻方向。

我曾于1963-1966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工业大学学习了两年半的时间，对苏联的高等教育和电器专业很了解。我想我们过去只学苏联是不够的，也应该了解一下西方国家高校的情况。1977年，在图书馆里，我开始查到了多篇有关高压电器的资料。接着我又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在强磁场和热核聚变研究方面发表的论文，才知道麻省理工学院是全球研究核聚变最早的院校之一，并且是全球教授最多的大学。于是我向九思同志提出要重点调查麻省理工学院的建议。九思同志听后很高兴，很快给校办下了任务，由我牵头，协调刘颖、李灏等4位老教授一起来研究。我们5个人在图书馆开个短会后，即分头开始查资料，找的都是英文资料。记得当时由于文革期间翻阅资料的人少，图书馆的书架上都是厚厚的一层灰尘。不过幸运的是，九思同志很重视图书资料购置工作，并为此克服了很多困难，保证了图书馆在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外文资料的订购工作。

1977年8月4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刘颖、李灏等5个人在图书馆开了个汇报会，每个人谈了各自的调查情况和建议，我做了详细的记录，大概有30多页纸。会后，我将记录的详细情况汇总后上交给九思同志。九思同志看后很重视，很感兴趣。他指示我给全校教师做报告，我在东一楼西边的阶梯教室里作了两次报告，特别是第一次报告，来听的人很多。我并没有事先详细写好报告内容，而只是草拟了个提纲，因为所讲的内容都在我笔记本中。

后来，九思同志给了我一本英文版的《麻省理工学院》学校介绍，九思同志要我把内容翻译出来。我当时特别认真，对多个以前没有见过的名词术语，反复推敲，翻译尽量做到准确，每个标点符号都不敢马虎，写了一本详细的手稿。前后花了20多天的时间，我将译本送交校办。这本译本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创办和发展、校园情况、学院组织、院系情况、科研情况、跨学科规划、实验室情况、师资情况、教学设施、招生情况、大学生教育、毕业生去向、学生活动、校友工作，以及同本地区院校的协作计划等情况做了详细介绍。校办请了李宗杰、曹华民、张培刚、林少宫、马继芳等老师校阅后，进行印制和分发。九思同志要求保证每个干部和教师人手一本，要求大家一起学，一是为了使全院教学人员和有关干部了解麻省理工学院的情况，二是为了有利于大家学习英语。

据我所知，除我之外，还有别的老师也翻译了其他世界著名大学的情况，如曹华民老师翻译了一本《加州理工大学》的学校介绍。

1977年10月，九思同志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对如何办好重点大学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在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过程中，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等学校能够发挥同科学院同样重要的作用，应该受到同样的重视。二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实现理工结合。三是发展研究生教育。经过努力，这三点都已经成为了现实。

1978年，他决定停办电气专业和电真空专业，建立了光学工程系和激光研究院所。

1984年3月31日上午，九思同志坐在办公室里4个多小时，确保供电不停，使我们研制的5千瓦二氧化碳激光器连续稳定出光4小时（耗电4万瓦），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因此，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了我校的物理电子学与光电子学博士点，国家发改委批准我校建立国家重点激光技术实验室，此实验室后来成为建立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的必要条件。

（李再光，原激光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