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江西人，1956年考入当时的华中工学院电力系，分配到发配电专业。

那时候学校刚刚完成基建，由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的部分专业合并成立不久，当时主楼只在校园的西半边，东半边全是空地。

我高中时的成绩比较好，准备保送到苏联去留学，还有个军官把我从老家的小县城带到赣州去做体检。不久之后，我国和苏联的关系开始紧张，稍后就不能去苏联了，我还是参加了高考。我第一志愿报的是清华大学，但是分数不够，按第二志愿录取，就来到了华中工学院。我记得高中的班主任说国家工业发展需要电力，所以我就报了电力系。入校后，我由于出身好，一开始就担任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

那个年代，国家刚刚结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经济建设。各种条件都比较困难，各方面的物质也比较匮乏，但是国家和学校都尽了很大的努力，保障我们学生的基本生活条件，让我们能安心读书。当时学校有甲乙丙三个等级的生活补贴，根据学生不同的家庭经济条件来发放，一个月大概3至5元不等的补助，主要用于买笔和本子之类的文具以及少量的书籍。伙食费也有补助，也是根据家庭条件有所区别。有的学生不交钱，有的学生交一部分钱，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就要全交。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在食堂吃饭时的情景，就在现在的学生西一食堂，八个人固定一个方桌吃饭，饭桶放在旁边，饭可以随便打。一个桌上有几个菜，还有汤，经常吃到没有骨头的大鱼肉。有同学打球或者因为其他原因晚到了，我们就会把饭菜单独留出一份给他，非常规范。我因为是贫农出身，所以在学校吃饭不要钱，还有甲等助学金。冬天天气冷的时候，衣服不够穿，还可以向学校申请棉袄，也发过用稻草编织成的褥子，虽然看起来不起眼，用起来却是非常的暖和舒适。

当时国家的整个大环境很艰苦，但是党和人民尽量给我们安排好条件，使我们能够安心地学习，所以我经常说，我们这一代都是共产党培养的学生。之后，只要是国家和学校的发展研究需要，我们都是很积极地去参与，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任务，从不讲求任何回报。

我校大约在1958年底至1959年初，成立了工程物理系。成员是由各系抽调的学生和教师约一百余人组成，抽调的学生多，教师少。也可以说，虽然我那时还没有毕业，就从电力系（三年级）抽调出来当老师了。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同时有教学和科研任务。由于都是新的研究任务，所以要补上许多课程。我还记得有一位叫董明德的老师，他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给我们讲课的内容很深。因为我是学工科专业的，理论课程学习没有那么深入，好些内容听不懂。而我们学的场论、电动力学、原子物理学、核物理学、统计力学，都是专业理论知识非常深的，所以课下要投入很多精力去自学体会。好在我们在电力系学习时，数学、物理、电工理论等基础课程，都学得比较扎实，到了工程物理系，许多知识也是相通的，所以上手还算是比较快。后来我还讲了“核辐射防护”这门课程，一共讲了二年。

除了这些基本的教学工作，我们还有一块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加速器的研究制造，完全是从无到有。我们的实验室在东一楼东面的地下室里，门口有两道很厚的铁板做成的防护门，门口还有保卫处安排专人值班把守，上午一班，下午一班，进去之前要先确认人，其他人都进不去。那时候我在质子高压直线加速器科研组，把氢气电离变成H+，然后用高压40万伏（由几级串联）加速，轰击靶目标，与靶物质反应。这个实验要在10^-5的高真空状态下密封进行，支撑密封用的环状钢圈，为保证真空度，需要工人用绸子来研磨一个星期才可以完成，十分光滑平整，这样空气分子才进不来。

我们做实验时都要穿用铅制成的防护围裙，而做中子实验的老师则需要穿特殊的防护服，因为中子对物质的穿透力特别强，用铅挡不住，需要靠水和石蜡，让中子在中间被阻挡掉。我们每天上班都要带射线剂量笔，记录接受的x射线的辐射量。由于这些实验研究比较特殊，对人体有一定的损伤，所以在那样的困难情况下，国家还给了我们每个人每月两斤饼干和两斤鸡蛋的营养补助。

1962年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学校撤销了工程物理这个专业。虽然专业存在的时间很短，但是由于学习的专业内容很深，基础打得很牢固，培养出了一批在核工业和其他战线上成绩卓越的人才，系里培养的青年教师转到其他专业时，也成为各单位的骨干。这里面有学习理论物理的、核反应堆控制的，辐射防护的……这一批人又对国家和学校的后续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工程物理专业撤销后，我和其他几位老师（拿到工程物理专业的毕业证书）又回到电力系的电工基础，工作了十余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建设。电子工业部给我们学校下达了芯片制造工艺生产线的任务。为了配合完成这一任务，学校成立了几个课题组，有光刻、布线、参杂扩散（半导体工艺）、检测等。学校从电力系、力学系、数学系等抽调了三四十人筹建激光专业，我也被抽调去从事芯片检测的研究工作。因为我们用的是红外透视Si片（IC基片材料）方法，所以在光学系成立红外教研室时，就将整个科研组成员和设备调过去，我担任了三年的红外实验室主任。其时，学校又成立了图像研究所，接受军工任务。我参加了图像光学输入组，就是将照相机的景物图像经数字化转换，进入计算机，再做处理。这样我在光学系又工作了十年。

之后，学校了解到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这几所重点大学都设置了精密仪器专业，就准备筹建精密仪器专业（隶属于机械学院仪器所），我又从激光被抽调去从事相关工作。看得出，学校为了国家的需要和工业科技的发展，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也培养了一批专业人士。我自己也是无怨无悔地做着“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在学校很多不同的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甚至培养过五个不同专业（光学、电力、生物、自动控制、机械）的研究生。

我们学校在建校时就有汽车专业，有老师，有学生，还有实习用的汽车，后来全部都转到了长春，和其他院校一起组成了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文革期间，我校还专门抽出一批老师组织了一支科研小分队，为东风公司制造汽车专业加工设备和检测设备。在上海周家嘴工厂协作搞科研做课题设备，历经几年的时间，非常辛苦，克服了各种困难，完成了一机部下达的科研制造任务，为加速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在工作中经常要到各地出差，做检测找出设备问题。我印象中去过的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甘肃六盘山附近的平凉、秦安。不仅路途遥远，交通也非常不便利。现在一天可以到达，但是那时一般要三天才能到达目的地。我先要坐火车到西安，住一晚，再到宝鸡，隔天又要转汽车。而且三线研究院所一般都在山里，汽车都要走Z字型的山路，虽然我们说是六盘山，但是我数数好像连十三盘都不止，最后到达庄郎。我去到那里之后，才算是真正体会到毛主席的诗里写的“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的意义。那里虽说路途很艰苦，但是真的非常漂亮，有很大的水库，只要有水，山区的物产就长得很好，苹果和枸杞子都特别的甜，我们摘了就可以吃，买的土鸡按大小给钱。

我去了之后，主要是做集成电路的专业设备检测，有十几道工序，很复杂，要一个一个地排查，精密导轨需要在野外冷冻几个月的时间，最后发现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一般都要在山里住上一个月左右。

北京半导体研究所在北京沙河，为配合工艺检查，我也经常去出差。不巧那个招待所都没有暖气设备，需要自己烧煤炉子取暖，半夜还要起来添煤球，而且烧炉子很容易煤气中毒，要非常谨慎，我们几个人半夜就轮流来照看。通常一住就是个把月，天天晚上加班。出差经费也很紧张，一天只有6毛钱补贴，我们经常要找最便宜的地方去吃饭。现在想起来确实是艰苦，但那时候没有感觉到苦，只感受到工作中的使命感和快乐。

（唐良晶口述，王涛访谈整理。唐良晶，毕业于华中工学院工程物理系，曾先后在工程物理系、电力系、光学系、机械学院工作，曾任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中华医学会武汉微循环学会理事，湖北省暨武汉市电子学会光电专业（创会）秘书长，湖北省暨武汉市电子学会电子仪器专业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