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原造船系）建立55周年，回顾初创岁月和发展历程，仍不免心潮起伏。其间经历的困难、曲折和感悟，一时难以全面总结。本文仅记述我亲历的若干人和事，当然更着重于我所属的船体专业，期望能从某个侧面反映船海学院老一代造船人的奋斗历程和造船系发展的足迹。
“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召唤
我于1956年以第一志愿考入原华中工学院电机电器专业。之所以选定攻读电机专业，是当时中学政治课本上有一段列宁的教导：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怀抱着实现全国电气化的梦想，中学时代我就自己动手制作小型电动机、发电机等玩具和装置。入大学以后，我除努力学习课程外，还常去图书馆看阅有关电气化的专业读物。但没过多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1958年9月作为预备教师，我被调入正在筹建中的工程物理系，随即一边学习新的课程，一边跟随老教师开展回旋加速器放射性电磁检测装置的研制。由于缺乏有关专业知识，我只能做一些搬仪器、接导线、读数据等辅助工作。紧张的学习和加班加点的实验，使时间过得飞快。1959年3月，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我和袁静仁、陆达华等部分工程物理系的年轻人，又被调入准备筹建中的造船系。办公室仍在东一楼，但造船系是搞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坐过的最大的船，也只是破旧的武汉过江轮渡而已，不免颇感惆怅。直到4月18日召开成立大会，才知道新系是应海军的要求筹建的，当前主要是筹建潜艇专业，包括艇体设计制造、动力装置、电力推进、通讯等，为海军建设培养急需的人才，并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伟大号召。学校很重视造船系的筹建，由九思同志亲自兼任系主任，总支书记是学校机关调来的南下干部周书珍（原华中工学院党委副书记熊小村的夫人）。成立会上还见到很多从机械系、电力系、动力系调来的同志，据我的记忆，大约二十多人，除书记外都是年轻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少年时期的憧憬、兴趣、准备和大学学到的知识，都似乎已随风飘去。但是，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追求。从此我投身船舶和海军建设事业，直到现在。
来到造船系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习，为承担今后的教学任务作准备。我的学习经历也充满戏剧性。一开始给我安排的学科方向是流体力学，这是船舶航行性能学科的基础。我一方面自学前苏联造船院校《流体力学》教材（巴特勒雪夫编著），一方面参加动力系正在开设的水力学课程的听课，并帮助批改学生作业和带学生做水力学实验。学期结束后，由系里联系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流体力学课程。同去的还有由机械系调来，也是1956级的夏德麟。到达哈尔滨工业大学流体力学教研室后，才了解到他们的教学计划作了调整，下学期不开设流体力学课。根据我们的基础情况，他们认为我们留在教研室，只靠自学和答疑可能难以很快掌握这门功课，最好另找有关院校去听课。经请示系领导，让我们立即返回学校，等待新的联系结果。两个多月后，情况又发生大的改变。在舰艇教学领域很有实力的大连二海校（现为武汉海军工程大学）同意接收我们一批人前往进修学习，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系里将我的研究方向调整为“舰船强度与结构设计”，这是一门接近于专业课的理论课程，同去进修的还有易德明（舰船设计）、向家润（舰船航行性能）、骆东平（舰船结构与工艺），另外还有船舶轮机专业的朱梅林、船舶电器专业的陈坚等。我们的进修学习，受到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全校上下都当作搞好军民关系的事情来对待。经过半年多紧张的学习及舰队实习，我们于1960年8月返回学校，迎接教学任务。1960年以后，在九思院长的亲自关心和指挥下，造船系从各方面引进人才，充实教师队伍。从学校其他系调进的有刘颖（副院长，二级教授）、潘景安（三级教授）等；由原苏联相关院校毕业分配来的有梁淑芬、李志远、张蕾丽、王振民、金松林等；由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有程尔升、薛中川、崔承根、马元镐、马葆庆等；又花大力气于1963年从武昌造船厂调来有经验的工程师陈咸堉、晏成栋、程天柱等；造船系便以非常快的速度建立起来了。同时，造船系所在的东二楼配备有解放军警卫连值岗，成为受学校师生瞩目的一道风景线。
站稳讲台，走出校门，形成特色
建系初期，除了我们这些提前毕业和刚毕业不久的年轻教师外，就只有东二楼的几间办公室和教室。另有一位资格较老的教师，他就是我们的副系主任彭伯永，据说因为他只是一名讲师，不够资格担任系主任，所以系主任是由朱九思院长兼任的。但是，系里的日常工作都是由彭伯永抓，我们对他也非常尊重，虽然他也只是三十刚出头。彭伯永对我们青年教师要求非常严格，记得有一次他作报告，要求我们学习、备课要有古人的“三上”精神，即“马上、枕上、厕上”。现在不骑马了，就要在“车上、枕上、马桶上”。他是借用北宋大家欧阳修写过的话来勉励我们，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他当时找到系办公室旁边一间约10平方米的杂物间，架了一张床，摆放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办公之余，就在这里潜心学习。他一般只有星期六下午才回到自己家里，星期一早上又来到大楼。有时星期天也不回家，待在小房间里琢磨，或把我们叫去谈话。他琢磨出的建系十二字方针，我们老一代造船人至今还印象深刻。那就是：“站稳讲台，走出校门，形成特色”。回顾我们系初创时期面临的艰巨任务和以后的发展历程，不得不佩服这位年轻系主任的远见卓识。
首先，站稳讲台的形势确实很紧迫。为了尽快培养出急需的人才，刚建系时，就同时从学校别的专业转进1958级已经学完基础课的学生，以及1959年夏季招收的新生，3个专业总计9个班，大约有300余人。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实习迫在眉睫。我1960年8月返回学校后，迎接的一个教学任务就是带船体1959级学生到武昌造船厂实习。炎热的武汉夏天，白天要在狭小和近乎密闭的潜艇舱室里钻进钻出，还要向学生作讲解。因为当时工厂正在抓紧建造原苏联提供图纸的03和33型潜艇，苏联专家已全部撤走。所以，晚上我还应邀给工厂的设计技术人员讲从大连刚学到的潜艇结构设计计算方法。时任技术科长的王荣生同志（后来曾任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也经常来听课，这给我很大的激励，使我增添了以后站稳讲台的信心。接着便开始了频繁的教学任务，包括1957级提前毕业由其他系调入的青年教师相应专业课程内容的讲授，船体专业1958级、1959级舰船强度与结构设计专业课的授课，并参加带船体专业学生实习。那几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学校晚饭后是经常停电的，只有等半夜来电后再到大楼去备课。虽然尚未做到学习、备课的“三上”精神，但也投入了全部的努力。当时造船专业的重要专业课程，都是由刚毕业的年轻教师担任。据我记忆有梁淑芬（80年代后期提拔任湖北省副省长）担任舰船摇摆、操纵课，程尔升担任舰船阻力课，崔承根担任推进课，易德明担任舰船设计课，骆东平担任舰船结构课，张蕾丽担任舰船工艺与船厂管理课等等，都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教学实习也是建系初期面临的一个困难工作，特别是造船专业的舰队实习。我当时在系里兼任教学秘书，协助系主任管理日常教学和实习安排。为落实学生的舰队实习，第一次到海军司令部军外教育处联系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接待我的是军外教育处魏澎处长，一个带着墨框眼镜、和蔼可亲、已有很多花白头发的长者。他耐心看我们的计划，并仔细询问实习的要求，时间可不可以有些变动等，然后立即和有关舰队基地联系。他的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办事效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我又去过多次，对我这样一个年轻人，魏处长居然总是亲自接待，真是使我感慨不已。学生到了舰队，安排上也有很多困难，这么多人的吃住就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女同学的安排。记得在1963年，1960级学生赴北海舰队实习，舰队安排我们在舰队食堂就餐，师生们吃得喜笑颜开，有一个学生星期六加餐竟一顿吃掉十个包子，被传为笑谈，要知道当时武汉还处于困难时期，师生的粮食都是定量的。
1959年建系时招进的学生于1964年顺利毕业，标志着站稳讲台的目标基本实现。老教师较多的船舶内燃机专业，率先走出校门，与武汉柴油机厂合作，开展了风冷柴油机的研究，并与省工业厅联合成立柴油机研究室。1965年由陈咸堉、程天柱、晏成栋三位老教师带队，组织船体、船机、船电三个专业的部分老师，带领1960级的学生，到广州“新洲渔轮厂”进行以实船设计为任务的毕业设计，队伍浩浩荡荡，当时号称“杀向南海”。我和张维衡老师也承接到南京港务局接待贵宾用豪华游轮减振研究任务，并于1966年带领部分学生结合毕业论文继续本项研究。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奉调提前从南京返回学校，该项研究没有最后完成。另外，我记得还有薛中川、闵美松等部分老师和长航科研所合作，开展了纵流压浪新船型的研究。总之，大家以饱满的热情和干劲，走出校门，试图通过科学研究和实船设计来充实和锻炼自已，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
机遇、曲折与梦想
1970年初，文化大革命尚在紧张进行，但由于海军发展的急迫需要，以及当时主持学校工作的九思同志的重视，造船系迎来了迅速发展的机遇。我系船体专业争取到参与全国重大攻关项目的科研团队中，主要有深潜救生艇的研究（1971年开展，1989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潜艇结构设计规范的研究（1972年开展，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以及滑行艇与半滑行结构设计规范的研究（1972年开展，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其他专业也陆续积极争取和开展了大规模的科研工作，如沉雷探测与打捞潜水器及机械手的研究（199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630KW柴油发电机组研究（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CZD-HGI型船舶自动化电站控制研究（1986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4000米深海浮标锚链系统研究（1990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平头涡尾船型研究（1987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四万吨级肥大船节能船型研究（1987年获中船总科技成果二等奖）等等。随后参与了非常多的海军建设科研项目，涉及核潜艇、常规潜艇、深潜救生艇、航母、驱逐舰、护卫舰、快艇等各类水面舰艇，以及水下作业机械手、潜艇逆变电源等，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筹备学校四十周年校庆时统计科研成果，总计获得的部委级以上成果奖共计有53项。
进行科研攻关的同时，在学校特别是九思同志的推动和支持下，造船系积极开展了大规模的基本实验条件的建设，主要有当时国内高校最长的船模试验水池（1977年建成），适用于潜艇和深潜器结构实验的压力筒实验室（1974年基本建成），适用于船舶操纵性实验的风洞实验室（文革前开建，1973年基本完成）。陆续建成的面向舰船科研的主要实验室还有：应用电子技术实验室、机械手实验室、大功率柴油机实验室、舰船与海洋结构物实验室等。
重大科研项目的开展及实验室建设的实施，使我系迅速成长为国内造船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教学和科研实力得到造船界的重视。1981年由刘颖教授领军的船舶内燃机学科首先获得博士点，截止到90年代初，已有4个博士点，即船舶流体力学（1984年建立）、船舶结构力学（1986年建立）、电力传动及自动化（1992年与学校自动控制专业合建）。全系所有学科的博士点的建成，在全校乃至全国也算是比较早的。
回顾造船系的发展，海军建设需求的推动和学校领导的支持是两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大家的团结合作和艰苦奋斗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记得朱九思同志在他撰写的《竞争与转化》一书的卷首语中写道：“我绝对不能忘怀的是已经故去的不少共事多年的老同志，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就没有学校的今天”，其中提到的造船系的老师有：郑衍双、郝刚、彭伯永。今年是造船系成立60周年，不能不再一次想念起他们以及其他为造船系贡献了青春和毕生精力的同志。彭伯永老师我在前面己经提到，他是我们系初创时期的领头人，他的领导才能和辛勤付出，至今令我们敬佩和怀念。他于1985年调任图书馆馆长，也有很多建树。郑衍双老师是前面提到的深潜救生艇项目的主要完成者、结构组组长，研究出重量轻、可布置好，又有足够承压能力的结构，是该项目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他参与的实验非常多，模型制作、精度测量、实验设备的设计加工等。当时文化大革命尚在进行，工作非常辛苦和困难，他经常是下面条和吃馒头对付一餐。长期艰苦的工作损伤了他的健康，六十刚过就离我们而去。青年教师郝刚，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4年在本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一边工作，一边攻读在职博士学位。攻读学位期间即参与完成4项科研成果，有2项获得部委科技进步奖，1项获发明专利，并发表30余篇论文，被国家授予首批“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博士毕业后不久即破格提升为教授，并获批准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据他夫人介绍，他每天钻研至深夜，从来没有在十二点前睡过觉。这样一位勤奋优秀的人才，却不幸在38岁时英年早逝。另外还要说起曾和我合作多年的张祖枢老师，他是造船专业结构实验室三大实验系统设计建设的主持人，并长期担任实验室主任。他自己有繁重的科研任务，但所有结构领域的重大科研实验，他都参与规划和指导，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参与过我的科研项目的很多实验，因为他身体壮实，很多笨重的仪器设备都是他动手搬运和安装。他率先开拓海洋工程领域的科研，并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大约是长期的实验工作，生活缺乏规律，他长期受糖尿病折磨，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据我的不完全统计，截至现在，为我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已故去的老同志就有23人。
前进的道路总是曲折的。1999年学校进行学科调整，将动力工程和应用电子调整出当时的船舶与海洋工程系，后来又将武汉城市建设学院的交通运输、交通工程专业调进，组建成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2007年2月，学院春节联欢团拜会上，要我代表老教师发表感言。想起我即将退休，想起随造船系经历的四十八年风风雨雨，想起为造船系建设而献出了青春和毕生精力的同志，我不禁百感交集，作了一首诗在会上朗读。作为历史的记忆，不妨抄录在下面，诗的题目叫《扬帆》，表达了我作为原造船系一名老教师的追求和梦想：
四十八载一挥间，航程漫漫未有闲；
多少抢滩不眠夜，几多战友已长眠；
倾情梦中腾飞越，痴心追梦一年年；
勿报海上大风起，扬帆把桨莫迟延。
2008年4月8日，学校决定将交通运输和交通工程专业调整出去，正式将学院恢复为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这是一个新的起点。相信在我国海军建设和海洋开发的紧迫需求和大好形势下，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为实现一代乃至几代人的梦想和追求而努力。
（曾广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退休教师，曾任船舶与海洋工程系系主任。）
